对于《决定》中“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的表述，郭磊表示，这一点代表了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方向，从营收、利润向增加值（VA、经济增加值（EVA等考核目标过渡，将会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业、扩大创新，有助于国有资产价值提升。

　　对于《决定》中“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的表述，郭磊分析认为，相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本次的提法更加聚焦。他认为，公用事业定价改革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本轮改革除理顺定价机制之外，又叠加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合理疏导上游成本、缓解公共财政补贴负担等目标，对一般物价结构也会带来一定影响。

　　针对《决定》中“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的表述，郭磊认为，中期来看，地方债务化解和债务长效机制将约束地方低效投资，而一些具有一定收益性的项目将通过专项债等广义财政机制提供融资支持；在两者之外的部分基础建设不具备短期收益性，但具备长期正外部性，对于助力制造业和消费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正外部性，应由政府长期投融资机制支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一种尝试。

　　针对《决定》中“积极推进首发经济”的表述，郭磊认为，今年3月商务部曾明确“千方百计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升级”，上海市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市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深入建设引领时尚、定义潮流的全球新品首发地”，鼓励“首发、首秀、首展、首店”。郭磊认为，从相关表述看，这属于鼓励消费升级的政策举措。

　　对于《决定》中“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表述，郭磊认为，新兴产业投融资机制容易建立，但未来产业（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因为技术尚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商业模式尚未形成，需要由政策引导持续性的投资培育。“这一表述意味着未来产业将存在一定制度性的政策红利。”

　　对于《决定》中“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表述，郭磊认为，新质生产力不仅包括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同样是新质生产力，“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改造是一个现实的思路，2024年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实际上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这一线索如能持续落地，中期看有助于传统制造业部门保持一定的投资速度和产业空间。”

　　《决定》提出“发展耐心资本”，郭磊认为，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耐心资本”，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从《决定》看，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一级市场投资资金被赋予“耐心资本”的角色，政府投资资金也将起到重要的牵引作用。

　　《决定》提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郭磊称，这一点可能代表着当前阶段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思路，具体包括：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强化退市制度；完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完善分红激励约束等。“投资和融资协调将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内生稳定性提升。”

　　《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郭磊认为，和GDP等流量指标相比，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存量指标视角，它可以对风险提供更深入的衡量和预警，对于政府、企业、居民等分部门资产负债特征边际变化的洞察，也可以为政策决策进一步提供依据。

　　《决定》提出“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郭磊认为，战略性矿产资源关系到一国产业发展和战略安全，近年来部分新兴产业发展又进一步带来了对于上游矿产的广泛需求，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统筹管理无疑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机制的组成部分。

　　《决定》提出“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郭磊认为，这首先有助于进一步规范财政第一本账的非税收入，其次在第二本账（土地出让金等规模缩小、弹性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激活国有资产资源存量、扩大第三本账弹性具有必然性。

　　《决定》提出“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郭磊分析认为，2024年2月，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就曾提出“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决定》指出“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土地要素的灵活化配置将有助于全国的主题功能区战略，即产业优势地区可以获得进一步产业集聚的要素支持。

　　《决定》提出“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郭磊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政策正常化，并打开下半年地方地产政策进一步松动空间；此外，《决定》提出“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郭磊认为，按照改革相关时间线，中期这两项改革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