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3日，蒙古国公布了1月最新的进出口数据：蒙古对华出口同比增长了155%，达9.3亿美元（约合63亿元人民币）；而煤炭出口总额更是增长了300%，达5.7亿美元（约合39亿元人民币）。蒙古整体的贸易顺差达3.9亿美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出口总额增长100%，达10.8亿美元（约合73亿元人民币），中国占其中的86.4%。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贸易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低于大多数县的GDP；但是，在蒙古，与华贸易是举足轻重的。如果中国的消费欲望没有猛增，而仅是与去年持平，那么蒙古国的贸易顺差就彻底不复存在。实际上，在2021年间，对华煤炭出口额占蒙古GDP的36%。

　　不过，高度依赖中国的现状，在蒙古国内是个高度具有争议的话题。去年12月，蒙古就曾爆发与中国煤炭贸易相关的示威，迫使蒙古政府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甚至终止与中国企业的煤炭直销协议。尽管1月蒙古对华煤炭出口同比高增，但是环比上个月却经历了显著的回落。蒙古难道已经赚够了中国的钱？

　　炼焦煤进口的外交风云

　　能源利益，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外交乃至军事冲突的共同点，在21世纪仍是如此。

　　占蒙古出口份额最大的是烟煤。1月，蒙古对华出口额中的59.4%是烟煤。烟煤可分为长焰煤、气煤、肥煤、炼焦煤、瘦煤和贫煤等。对于中国来说，意义最大的是炼焦煤，在2022年间占所有蒙古煤炭进口的82%重量和90%金额。

　　2017年至今的蒙古对华炼焦煤出口金额与重量（观察者网绘制）

　　炼焦煤具有一定粘结性，在室式焦炉炼焦条件下可以结焦，主要用于制造钢材。目前，中国的保供稳价政策主要针对民生关联度高的动力煤，而不是焦煤。因此，动力煤价受政府制定的价格区间的影响，而焦煤的价格则更加由市场机制所决定。

　　据国家能源局，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中国煤炭市场的关键转折点。许多亚太主要煤炭消费国需求锐减，而中国的能源需求不减反增；在国际煤价下跌，国内需求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南方沿海电厂购买国际煤炭的成本低于从国内购买。自2009年，中国就一直是煤炭净进口国。

　　中国煤炭和炼焦煤产量都遥遥领先，占全世界大约50%。对于能源保供端来说，国内产量基本可以满足需求量；在2022年，中国仅5%的动力煤来自进口。然而，中国大约10%的炼焦煤依赖进口。虽然中国炼焦煤种类资源充足，但是主焦煤资源相对紧缺，尤其是低硫优质主焦煤，随着不断的开采逐年减少，导致部分主焦煤供应仍需依赖进口，尤其沿海地区钢厂焦化厂使用度较高。目前，进口主焦煤占国内主焦煤总供应量的30%左右。

　　澳大利亚的炼焦煤储量虽然仅占全球总储量的2%，但是却占全球产量的22%。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炼焦煤的煤质较好，主要有低灰、低硫、高反应后强度等优点。澳大利亚生产的炼焦煤超过七成用于出口，在新冠疫情前占全球炼焦煤贸易量的一半；由于中国自产的炼焦煤大多数不在国际市场流通，因此炼焦煤的国际贸易普遍采用澳大利亚焦煤分类指标。

　　不过，在2020年，由于澳大利亚政府高调要求“ 调查新冠的‘中国起源’ ”，并发表和采取一系列对华不友好的言论和举措，两国关系急转而下。实际上，中澳关系此前就有 恶化的迹象 ，但是2020年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使得中国下定决心暂停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部分商品，包括煤炭。

　　此举使得中国炼焦煤进口量从2020年的7256万吨下滑至5470万吨。原本的“老二”蒙古，成为了中国最大炼焦煤供应国。

　　中国主要炼焦煤进口国（图源：东证期货）

　　恰好在过去两年，随着部分国家的经济复苏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强势反弹，全球爆发了数十年未有的能源危机；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能源局势雪上加霜。受大环境能源紧缺的影响，煤炭价格也升至十余年内的新高。

　　中 国的煤炭价格较国际市场更为稳定。 总体而言，中国大多数煤炭都是自供自销，受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后者可以被视为中国煤价的“底线”，毕竟中国是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消费者，无法长期获取低于市场价的煤炭。 当国际炼焦煤价在2022年2月升至每吨700美元（约合当时的4400元人民币）时，国内炼焦煤期货价格也升至这一价位； 然而，当国际炼焦煤价格在2020年达到最低点每吨100美元（约合当时的700元人民币）时，国内炼焦煤价还是高于每吨1000元。

　　中国焦煤价格（图源：财经M平方）

　　同期国际焦煤价格（图源：东证期货）

　　对蒙古来说，虽然地理决定中国必然是自己的大客户，但是与中国开展长期合作显然不是吃亏的买卖。实际上，蒙古去年出口的煤炭量不及疫情前的2019年，但仍然依靠较高的价格而获得了历史性的收益。

　　这段时间内，对蒙古出口煤炭影响最大的，是新冠疫情导致的交通阻碍。蒙古国内铁路建设依然匮乏，而仅有的几条铁路大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修建的，因此采用了苏联的轨距，无法与中国直通铁路。因此，蒙古对华煤炭出口要么需要卡车远距离运载，要么需要在双方边境线通过卡车转运。卡车司机跨境过程受到两国防疫政策的影响，限制了两国贸易。

　　不过，随着中蒙相继调整防疫政策，两国的双边贸易引来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在2022年9月，蒙古从最大煤矿修通往中蒙边境的 重载铁路通车 ，每年最多可增加蒙古煤炭出口量4千万吨。11月，塔本陶勒盖至宗巴彦铁路建成通车，中蒙进出口货物能力再次增加2000万吨。

　　蒙古铁路地图（黑白线为原铁路，红线为2022年新建铁路线路）

　　蒙古不想卖了？

　　此时本应是中蒙贸易的最盛时期。然而，创下历史性贸易收入的蒙古人却“不干了”。

　　2022年12月4日，蒙古首都首都乌兰巴托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数千人聚集在蒙古国中央政府、议会等政府机构前的广场上，要求政府惩戒煤炭出口中的贪腐官员。

　　蒙古历史性的贸易收入，大多数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受全球通胀危机，加之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贸易的影响，蒙古的通胀率达到15.2%，使得多数民众的生活质量实质性下降了。

　　在这一背景下，蒙古反贪局11月中旬宣布，包括国有煤矿公司珍宝塔本陶勒盖公司（Erdenes Tavantolgoy）首席执行官在内的30多名官员，因为涉嫌贪污而接受调查。同月，蒙古国会议员托密德在议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2013年以来，640万吨煤炭没有被蒙古国海关官员登记，却出现在中国海关总署记录上。”这引起了蒙古国内多方怀疑，部分官员是否利用职权之便将煤炭偷偷运往中国，以获取非法利润。

　　对于经济高度依赖对华煤炭出口的蒙古来说，这些指控无疑触及了“国本”，与全国各界的利益息息相关。12月5日，抗议者还一度试图闯入乌兰巴托的政府宫，迫使蒙古总理罗布森那木斯莱·奥云额尔登次日与抗议者见面，承诺及时解决煤炭盗窃问题。

　　此后，蒙古政府扩大了调查范围，公开了塔本陶勒盖公司所有的合同，并披露了运输该煤矿煤炭的25000名卡车司机的详细信息。12月中旬，示威逐渐得以平息。

　　蒙古的举动并没有就此结束。调查结果显示，塔本陶勒盖公司通过在同中方的煤炭交易中，使用“账外交易”的方式实现资金贪污与煤炭盗窃活动。该公司随后宣布，从2月开始，单方面终止和中国买家签署的直接销售协议，该公司的煤炭将在蒙古国证券交易所进行拍卖；在2月9日的首拍上，成交价格较现在的蒙煤现货价格每吨小涨了15~20元。此外，其他蒙古国煤炭企业的对华出口，也不再按照此前的坑口价出售，而是改为边境价结算。

　　对此，中国回应说，中国理解蒙古的做法，但不应是这种轻率的“通知”，而应该经过双方协商后再下定义。中国对此事态度明确：蒙方的错，不该由中国来买单。

　　实际上，长期以来，蒙古国内就一直存有质疑与华拓展贸易联系的声音。随着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蒙古人与中国人的往来增加，这即提供了沟通的机遇，也增加了排斥心态的空间。作为一个小国，蒙古社会对于潜在文化流失较为敏感，与之当下往来最密切的中国成了部分蒙古人眼中的“威胁”；蒙古国内近年出现了多个针对中国的“新纳粹”组织，他们宣扬的“反对中资矿场”也与蒙古部分团体的利益不谋而合。

　　鉴于地理因素，蒙古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不是通过中国，就只能通过俄罗斯了。 蒙古在去年4月与俄罗斯达成共识，俄方将允许蒙古利用自己的铁路和港口设施绕过中国，直接出口煤炭。 不过，标普咨询分析认为，俄罗斯自身也在试图将煤炭出口转向东亚的港口，短期内估计没有多余的运载量匀给蒙古。

　　除此之外，蒙古也有经济学家担心，近年大笔资金的流入可能会引起货币升值、资产通胀，一方面因所谓的“荷兰病”打击其他产业的收益，另一方面加剧通胀，变相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蒙古国内收益分配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因素。

　　那么，示威者的质疑有没有道理呢？

　　在示威爆发后，两国海关公布的数据似乎依然出入较大；截至发稿，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进出口数据是2022年12月的。蒙古海关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对华出口了440万吨煤炭，其中基本100%为烟煤。中国海关总署没有“烟煤”这一类别，而是进行了进一步细分。据海关总署数据，中国12月从蒙古进口了400万吨炼焦煤、69万吨其他烟煤、4.9万吨褐煤和24万吨其他煤。无论如何归纳分类，似乎都找不出相互对应的数据；如果直接将中国煤炭进口数量相加，似乎就凭空多出了将近50万吨煤炭。

　　这一现象似乎并不能被“清关需要时间”所合理解释。在2022年全年，蒙方数据显示对华出口了2800万吨煤炭，中方数据显示进口了3110万吨蒙古煤炭；2021年，蒙方数据显示对华出口了1400万吨煤炭，中方数据则显示进口了1640万吨煤炭；2020年，蒙方数据显示对华出口了2720万吨煤炭，中方数据则显示进口了2850万吨煤炭。在过去三年间，似乎共有680万吨蒙古煤炭“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中蒙边境，占双方煤炭贸易额的近10%。

　　不过，蒙古在过去三年间几乎所有剩余的煤炭出口都是销向韩国和新加坡，而中国则是主要的途径国；如果将蒙古剩余的煤炭出口加上，那就可以完全解释了“多出的”680万吨蒙古煤炭出口，甚至有60余万吨煤炭似乎没被中国“收到”，不过仅占双边煤炭贸易的1%，且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转运。

　　换句话说，中蒙两国海关数据的不一致，可能只是统计口径区别。

　　中蒙煤炭进出口数据

　　蒙古示威者提出的另一个疑点是两国煤炭贸易额上的出入，以及煤炭在蒙古国内每吨70美元（约合480元人民币）的价位，对华出口每吨160美元（约合1100元人民币）的价位和中国境内蒙煤每吨1900元的价位之间的差距。这一价格确实是国内目前最便宜的炼焦煤价位，较市场平均价低10%；蒙古的炼焦煤可直接露天开采，因此成本较低。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贸易额出入问题可能是因为双方货币对美元的贬值，以美元计价就会出现较大的差额。而煤炭在出口过程中，需要多次转运，且经手多方，在不同阶段价位不同不足为奇。当然，能源交易中的巨额利润，也显然为潜在贪腐提供了温床。

　　中国可四处比价

　　虽然蒙古政策的动荡给中国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但随着中国逐渐修复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对蒙古煤炭的依赖正在降低。

　　自澳大利亚工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2022年6月上任以来，中澳关系迅速回升。澳大利亚新政府多次表明，希望与中国修复关系的希望，扭转了前任政府“反华急先锋”的姿态；中国也表示，欢迎中澳关系出现的转机。

　　据外媒报道，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春节前以每吨32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8万吨的炼焦煤，成为两年多来中国首次购买澳大利亚炼焦煤，首批于2月10日抵达湛江。此外，另外两艘装载炼焦煤的煤船，也预计将在2月抵达中国。澳大利亚的炼焦煤，质量本身就要优于蒙古。

　　此外，中国也在迅速发展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与其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关系急转直下。8月，欧盟宣布对俄罗斯施加煤炭禁运，迫使俄罗斯寻找新的出口市场；俄罗斯对华出口的炼焦煤量从2021年的1074万吨升至2022年的2100万吨。俄罗斯的炼焦煤种类完备，且储量丰富，占全球的41%。

　　中国经济的转型也会在远期降低煤炭需求。为了实现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中国将于同年实现钢产量达峰，大多国际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应该能更早实现这一目标，这也将减轻中国对炼焦煤进口的依赖。

　　作为中国的近邻，蒙古占据了从中国经济发展获利的绝佳位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一直盯着同一贸易伙伴；过去几年恰好证明，在必要的时候，中国是可以找到新的贸易伙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