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刻的三大变化

　　第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在二战结束到现在为止，持续了人口大扩张，1945年的人口全球是26亿，现在接近80亿，由于人的预期寿命大幅的延长，和平环境下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增加，故人口的规模大幅增加，人类要占有更多的土地、更多的资源来维持人口的繁衍和发展，这样的话其他生物的领地就缩小了。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统计，过去50年70%的生物被灭绝，大概有100万种生物正面临灭绝，而寄宿在生物身上的病毒要寻找一个新的宿主。在很多生物被消灭的同时，人类的规模却大大扩张了，所以病毒的新宿主自然是人类。人类对病毒的应对能力还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能够对人类产生影响的病毒大概有30万种。但是人类只征服了两种，一种是天花，一种是牛瘟，可见病毒要被人类征服是很难的，如新冠病毒导致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阻断，由此也引发了通胀，引发了经济的下行，甚至负增长。

　　第二，与经济相关的是地缘政治和冲突的加剧。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开始崛起，在全球GDP的份额从30年前的2%提高到18%，而美国从30年前的26%下降到了24%，欧盟则几乎打了对折。这样原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互补关系现在越来越变为竞争关系了。当前世界上的地缘冲突，加上疫情的持续，由此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问题，进而引发了通胀。

　　第三，在过去70多年的和平期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美国学者形容当今的全球经济是K型经济，少数发达经济体份额越来越大，少数个人在社会财富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在和平环境下，只要不发生战争，财富的增长率必然高于GDP增长率，而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必然高于工薪的增长率。

　　李迅雷表示，从目前来看，美国的8月份CPI虽然降到了8.3%，但是要大幅度回落恐怕还是比较难。如对CPI影响比较大的房租仍在上涨， 劳动力短缺也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随着冬季的来临，能源价格或会进一步上升，将导致部分欧盟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甚至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例如欧盟中的“欧猪五国”，杠杆率水平历来偏高，可能会率先撑不住。估计明年全球GDP增速将低于3%。

　　我国要加快经济转型

　　李迅雷强调，我国同样也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我国当前的下行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行业。如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负7.4%，房地产投资下行应该是人口老龄化这一长期因素促成的。我国从今年开始，将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10年以上，意味着房地产上行周期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拉动特征将转为消费拉动主导模式。如我国过去一直采取逆周期的政策来平滑经济波动，房地产走弱的时候，基建发力，但房地产投资额加上基建投资额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也已在2017年底见顶。如今即便基建投资再加速，也改变不了“房地产加基建”拖累GDP的大趋势。

　　“此外，随着这轮货币紧缩下发达经济体的减速，我国的外需随之下降，出口增速会显著回落，这就意味着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都将走弱，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将发生转型，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加大。”李迅雷指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部门的消费率尽管在上升，但还是偏低，不仅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因此，有理由相信，今后稳增长的发力点主要将在扩内需方面，而且扩内需又将以促消费为主。例如，我国城投平台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的中位数已经从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1.3%，投资效率大幅下降，如果把这部分资金用在促消费上面，则其乘数效应将比基建投资大得多。

　　李迅雷表示，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我国面临的三重压力，其中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现象依然存在。而当前外部环境的严峻和国内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则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加速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因此，在促消费方面，一定要以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居民部门收入结构为目标，通过适度提高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为手段，以税制改革和第三次分配等收入再分配等为动力，逐步推动经济向消费导向性模式转变。

　　李迅雷表示，全球经济未来的趋势还是低增长、高震荡，不排除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这个过程中，全球各国经济可能步入一个比烂的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被打破的背景下，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国在这个趋势中还是要稳住经济大盘，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促进消费升级。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e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