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瑞典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以表彰他在发现“关于已灭绝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的发现 ”方面作出的贡献。他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642万元人民币）。

　　斯万特·帕博，又译为施温提·柏保（瑞典语：Svante Pääbo），1955年4月20日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著名生物学家、进化遗传学权威，任职于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

　　斯万特·帕博致力于探索现代人类与古代人类的关系、古代不同人群的关系，他解开人类演化史中的一个又一个谜团。

　　30多年来，帕博以分子生物学分析基因序列，推演人类起源、进化、迁移，1997年以来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更是做出了举世无双的贡献，推动人类对自己的了解。

　　在科学家试图还原人类演化历史的过程中，帕博不仅绘制出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图谱，还为古人类的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方法和技术，比如古DNA超净实验室。

　　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古人类和其他古生物，这使得古人类学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古遗传学（paleogenetics）。

　　同时，帕博是一位深深纠结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著名科学家。他坦陈自己是前诺奖得主的私生子，公开宣布自己是双性恋者。

　　前诺奖得主私生子，

　　从人文学院转向医学

　　从古到今，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人们提出过种种猜想，也试图给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科学家试图还原人类演化历史的过程中，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 （Svante P0101bo） 不仅绘制出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图谱，还为古人类的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方法和技术，比如古DNA超净实验室。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古人类和其他古生物，这使得古人类学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古遗传学 （paleogenetics） 。

　　斯万特·帕博1955年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他的母亲是从爱沙尼亚流亡到瑞典的化学家凯琳·帕博 （Karin P0101bo） ，父亲为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瑞典生物化学家苏恩·伯格斯特龙 （Sune Bergstr02m）。

　　因为是非婚生子女，帕博从小跟随母亲长大。

　　在很小的时候，帕博就表现出对考古研究的兴趣，他的房间堆满了史前瑞典人制作的陶器碎片。

　　十三岁那年，帕博和母亲一起到埃及度假，第一次接触到木乃伊，萌生了研究木乃伊的想法。

　　因此，1975年最初进入乌普萨拉大学 （Uppsala University） 读书时，帕博在人文学院学习科学史、埃及考古学、俄语等课程。不久，帕博就失去了兴趣，两年之后，他转向医学，之后又读了一个分子遗传学的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帕博接触到了DNA克隆的技术，产生了利用这一技术研究古人类，尤其是研究木乃伊DNA的念头。

　　值得一提的是，帕博曾公开宣布自己是双性恋者。

　　从木乃伊身上提取DNA

　　1984年，帕博成功地从一个死去两千多年的木乃伊身上提取到了DNA，并分析了其中的一小段，其结果发表在东德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古代》 （ Das Altertum ） 上。

　　然而，当时的主流科学界鲜有人阅读这个杂志，无人注意到这一研究。虽有些沮丧，帕博继续践行自己的想法，尝试在细菌中克隆从木乃伊身上提出来的DNA。

　　1984年11月，当帕博想办法测序克隆出来的木乃伊DNA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实验室报告了他们从一匹斑驴 （quagga） 的皮肤上提取出DNA并进行克隆，其结果发表在《自然》 （ Nature ） 上。斑驴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动物，已经在1883年灭绝。也就是说，在帕博尝试利用DNA克隆技术研究古代人类时，也有一群科学家做类似的事情。

　　与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帕博不同，该研究的负责人阿兰·威尔森 （Allan Wilson） 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演化生物学家之一，也是“走出非洲”的现代人起源理论的主要建构者。1987年，威尔森和其学生通过对全球现代人样品线粒体DNA的研究，提出现代人“所有的线粒体DNA都追溯到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可能生活在二十万年前的非洲，“线粒体夏娃”的假说对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威尔森等人工作的鼓舞，帕博决定向《自然》投稿。1985年4月18日，帕博的论文“对古代埃及木乃伊DNA的分子克隆” （Molecular cloning of Ancient Egyptian mummy DNA） 登上《自然》封面，引发学界轰动，很多主流科学媒体都给予了报道。

　　1986年，帕博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学位，随后来到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后在英国皇家癌症研究基金 （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现为伦敦癌症研究所） 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1987年，帕博开始跟随威尔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做研究。当时，扩增特定DNA片段的聚合酶连锁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技术刚刚兴起。在PCR技术的帮助下，帕博从威尔森实验室剩余的斑驴样品中提取出DNA并进行分析，测序的结果显示与1985年发表的结果相似。这意味着，古DNA的测序不仅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而且实验的结果能够被重复验证。

　　在研究从佛罗里达州发掘出来的一个7000年前的美洲土著的大脑时，帕博提取了一些DNA，并修复了一段看似不同寻常的线粒体DNA序列的片段，却发现它们此前在美洲土著人身上没有出现过，而只在亚洲人身上存在。经过两次独立的实验，结果依然如此。帕博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现今的人的DNA污染造成的。结果确实如此。

　　现代DNA污染是古人类以及其他古生物研究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古人类研究中，即便是现代人皮肤上的一丁点颗粒都有可能毁掉最后的结果。

　　最懂尼安德特人的现代人

　　1990年1月，帕博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成为动物学研究所的正教授，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生涯。1997年他受邀担任马普协会在莱比锡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

　　在德国，帕博的实验室专注于开发研究古DNA的技术。为解决DNA污染的问题，帕博和同事还搭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古DNA研究的超净室 （clean room） ，并设计出超净室的工作规则。如今，超净室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古DNA研究实验室的标准配置。

　　尼安德特人是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河谷 （Neander Valley） 发现的一种古人类。1997年，帕博和同事报告了对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的测序结果，这是科学家第一次从已经灭绝的人类身上提取到DNA并成功进行了测序。

　　发现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的那个晚上，帕博深夜接到电话。他起床，穿过整座城市直奔实验室，确认实验结果基本无误后，帕博才打开藏在实验室冰柜里的香槟。然而，庆祝完后走回家的帕博辗转难眠，第二天就开始计划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首先，他安排学生完全重复这个实验，等学生成功重复实验后，他又找到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再次重复实验，当独立实验室重复了实验结果后，他才决定撰写论文。

　　在思考发表论文的刊物时，帕博原本在《自然》和《科学》之间选择，考虑到文章篇幅（他不仅仅公开了实验结果，还公开了实验方法），最终选择把这篇文章发表在《细胞》（Cell）。这篇论文宣告了，目前已经能够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取得尼安德特人这种已经灭绝的古人类的DNA。

　　此后，帕博一直致力于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

　　2010年，他与同事重构出在克罗地亚一处洞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的基因组草图，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分布在欧亚的人群的祖先可能有通婚。

　　2014年，帕博带领同事完成了对丹尼索瓦洞的尼安德特人的全基因组的测序，其精度可以与现今人类基因组序列相媲美。同年，帕博讲述自己和同事如何完成第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测序的著作《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出版。可以说，帕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尼安德特人的现代人。

　　2016年9月初，斯万特·帕博博士来到北京参加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举行的“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学术交叉研讨会。

　　因性取向差点错过的婚姻

　　斯万特·帕博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明星，他的婚姻很有意思。他曾经在威尔逊的实验室做博士后，与他一起做博士后的还有一位科学家，就是最早提出“线粒体夏娃”理论的斯通金博士，他是上文提到的阿兰·威尔逊的学生之一。

　　帕博和斯通金博士同时爱上了实验室的另一位女博士后，但是当时帕博觉得自己是双性恋，不敢肯定自己要不要娶女博士，而在犹豫的过程中，女博士就和斯通金结婚了。

　　估计帕博博士伤心了一段时间，但他在事业上的研究从未停步，后来他被德国人从慕尼黑大学挖走，去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做所长。然后帕博开始到处招募人才，找到了全世界各个学科最 优秀的学者，然后斯通金博士也来这里工作了。 这样，帕博博士、女博士后和斯通金博士三个人又会面了。

　　见到女博士，帕博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她，放不下她，而女博士估计也发现自己原来爱的还是帕博，于是女博士和斯通金离婚了，然后又嫁给了帕博。

　　这段感情很有戏剧性，从中也能看出来，对于科学家来说，爱情和数据一样严谨、真实，喜欢参不得半点犹豫，犹豫了就不结婚；喜欢谁就和谁在一起，不管什么状态，什么关系，也是很有趣了。

　　而斯通金博士也以科学研究为重，他仍然在马普工作，并没有因为被领导“抢了”老婆，颜面尽失而闹得鸡飞狗跳。

　　他们都是闪耀人类的科学家，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在我们不知道的时间里，做出着影响全人类的贡献。

　　父亲曾获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

　　值得注意的是，斯万特·帕博的父亲苏恩·伯格斯特龙（Sune Karl Bergström，1916年1月10日－2004年8月15日），曾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苏恩·伯格斯特龙是瑞典生物化 学家，于1975年成为诺贝尔基金会的主席。 并于同年与本格特·萨米尔松共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莎·格罗斯·霍维茨奖。

　　1982年，由于对前列腺素的研究，再与萨米尔松以及约翰·范 恩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而历史上，同一家族成员获得诺贝尔奖的例子并不少。

　　例如，夫妻:Gerty Cori和Carl Cori获得了194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May-Britt Moser和Edvard I. Moser获得2014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父子： Hans von Euler-chelpin（1929年化学奖）和Ulf von Euler（1970年医学奖）； Arthur Kornberg（1959年医学奖）和Roger D. Kornberg（2006年化学奖）； 兄弟： Jan Tinbergen（1969年经济学奖）和Nikolaas Tinbergen（1973年医学奖）。

　　延伸阅读

　　近三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奖情况

　　纵观百年诺奖，自1901年至2021年，共颁发了112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每个奖项最多可以由3人分享，因此，一共有224位得主，未有人重复获得该奖项。224位奖项得主中，有39位独享奖项者，12位女性获奖者。

　　所有的获奖者中，最年轻的得主当属加拿大医生法雷迪·G·班廷爵士（Frederick G. Banting），他因发现胰岛素而被授予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年32岁。

　　最年长得主是美国生物学家、病毒学家佩顿·鲁斯（Peyton Rous），他因发现诱发肿瘤的病毒而在196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年87岁。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发展历史中，诸多研究深刻影响了临床医学的实践，为人类攻克疾病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最近三年获奖情况如下：

　　2021年

　　202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大卫·朱利叶斯（David Julius）和阿登·帕塔普提安（ArdemPatapoutian）“他们发现了温度和触觉受体”。

　　2020年

　　202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颁发给哈维·阿尔特(行情300825,诊股)（Harvey J. Alter）、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查尔斯·赖斯（Charles M. Rice），以表彰他们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做出的贡献。

　　2019年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小威廉·凯林（William G.Kaelin Jr）、彼得·拉特克利夫爵士（Sir Peter J.Ratcliffe）和格雷格·塞门扎（Gregg L.Semenza）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对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可用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