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指出，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什么是共同富裕？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除了高质量发展经济来“做大蛋糕”外，如何“分蛋糕”更是关键。本次会议明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过程里先后有三次分配，分别对应三个主要部门——市场（重效率）、政府（重公平）和公益（重道德）：

　　初次分配主要指由国民收入在市场机制下按照生产要素分配，而衡量分配效率的参考之一就是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我国最新的数据是2017年的48%，作为对比，2020年韩国这一数字是68%，美国和德国是55%。我国初次报酬占比偏低的背后是我国宏观税负偏高，按照一般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来衡量，2020年我国宏观税负约为26%，比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略高。得益于过去几年我国的减税降费措施，我国的宏观税负已从2015年峰值的29%开始逐年下降。

　　初次分配往往是由市场力量主导的，而如果放任市场对收入进行配置，长期来看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于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2019年约为0.46，美国0.48，欧洲各国普遍在0.3上下，而南非则为0.6。为了调节这种收入的贫富差距，政府部门需要制定好再分配体系，具体的形式包括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税制对高低收入人群的财富调节。2019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占比为7%，美洲为9%，OECD国家（2018年）平均为24%。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的占比偏低并非是税率低了，而是税种少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仅包含基于工资收入的税收，针对财产的课税微乎其微。以大家热议的房产税为例，目前我国房产税仅在极个别城市进行试点，税率偏低，如上海的税率不到1%，且2020年全国房产税在全国税收总收入的占比不到2%，而国家税务总局在《房产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2021）》一文中指出海外房产税一般在4%以内，房产税占税收比重均在30%以上。

　　最后是第三次分配，因为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总有不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因此需要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来做一些补充。第三次分配以自愿为原则，以道德力为驱动。目前来看，我国第三次分配还处在非常基础的阶段。中共中央党校曾引用过一组数据：2018年我国内地捐赠额占GDP总量比例仅为0.16%，而发达国家该比例通常都在1%以上，美国仅个人捐献就占到GDP的2%以上。我国志愿者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美国则为44%。未来随着公益慈善事业配套制度的推进，我国的第三次分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风险提示：共同富裕具备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等特征，推进进度会受各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