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专访了具有国际视野、证券行业首位台籍首席经济学家——东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博光，他同时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证券业协会面授培训高级讲师。

　　券商中国记者：如何看待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预测全年GDP增速如何，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哪些不确定因素？

　　杨博光：上半年GDP达到532167亿元，较去年增长12.7%。单季度来看，第二季度GDP分别同环比增7.9%和1.3%，从第一季度的双位数高增放慢至正常区间，可见经济从低谷反弹后逐步恢复平稳增长趋势。展望全年，我比较认同市场上主流观点，预计全年GDP增速在8%~9%左右。

　　展望下半年，经济可能面临的风险，第一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复苏根基尚不稳固，尤其是大宗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提升问题。第二是，作为出口大国，面对去年基数前低后高，下半年增速较难维持30%以上的高增长。最后，则是来自海外的美元潜在升值压力，将影响人民币汇率、购买力转换、和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变动，值得投资者长期留心。

　　券商中国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央行宣布于7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货币政策是否出现转向？

　　杨博光：首先，降准是预料之中，只不过央行动作比预期中来得快。相比美联储的讨论缩表，央行反向地降准，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二季度宏观经济走势出现边际走弱的一丝信号。在制造业方面，成本不断提高、出口拉动作用减弱已严重损害利润空间，外部存在过度消费与库存堆积，内需因疫情从短期影响长期心理因素，容易反向影响到生产意愿。在消费方面，居民支出增速高出收入增速，弱消费能力导致服务业疲软，大权重的消费品汽车受到缺“芯”影响，销量增速不及去年。固定投资则受制于房地产行业市场异动，以及上半年专项债发行量不及预期，但是此数据在6月已逐步增快。

　　总结看，在全面降准后，市场上十分关注的MLF续做是缩量，未能完全对冲到期量，LPR选择维持不变，预计是考虑到全面降准已经可以起到降低企业借贷成本的作用，调整MLF操作利率以及LPR则事关房贷利率等其他因素。由此可见，央行的货币政策主基调没变，还是以稳健为主，此次因地制宜地边际放宽流动性更是体现货币政策的灵活度、精准度，也是保留一定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尤其外围央行距离急收水尚有一段时间。

　　券商中国记者：2021年已经过半，在上半年跌宕起伏的市场中，A股结构性行情深度演绎。对于A股下半年的资本市场，如何看待？高景气度的投资板块如创新药、新能源等赛道的势头还会延续多久？未来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杨博光：由于经济增长边际变弱，且全球各国货币政策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下半年全面牛市可能性不大。反过来，至于全面熊市概率预计也较小，这是由于目前市场逐渐往机构化发展，公募基金投资周期较长，理性资金占多，发生大量疯狂离场的系统性风险很小。并且，房价涨势得到压制后，投资增值需求则不断促使资金入场买股票，获取股息红利式的理性投资逐步占多数。因此，预计下半年的市场相信仍是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自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后，美债收益率一路下滑，给予了成长板块更大的估值空间，这不仅发生在A股，投资者也可以观察到共性在其他市场：Q2美股的纳指是领涨道指与标普500。目前，美元已上行至93关口，虽短期内有望突破今年3月的高位，但是迈开脚步速度却有点趋缓，其一是因美元指数组合货币中，近期英国社交隔离解封，东奥零星疫情，弱势英镑、日元被动推升美元。其二是美债10、30年期收益率曲线由陡走平，长端降幅高于短端，较不利美国金融业，也代表通胀预期降温。改变此现象，最直观的观察便是，若美联储进一步释放“鹰派”信号，美元流动性紧缩将利好美债收益率重回上行趋势。届时，仍需比较与实际利率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牵动全球对于周期与非周期的投资倾向。

　　因此，虽然创新药、新能源等赛道基本面好，中长期成长性高，但短期行情走势还会受到市场流动性的松紧、以及估值分母影响，估值偏高、且外资占比高的行业则容易波动剧烈。尤其需留意，长期产业赛道与短期市场发酵间的匹配程度。

　　展望下半年，投资思路宜降低预期报酬率，增加分散投资手段，以及选择成长板块的细分领域的成长股、以及供给瓶颈尚未完全解决的精选周期相结合。

　　券商中国记者：海外方面，春节以来，中概股受到多轮政策压制，无论是互联网反垄断还是教育行业的整改，让整体中概股处于持续下行的态势，中国互联网指数高位下跌约40%。

　　海外中概股持续下跌，接下来是该逆势布局还是回避风险？海外政策何时转向？

　　杨博光：过去生产要素分为资本、土地、劳动力、利润、企业家精神等，历经时代变迁，数据成为新的生产力之一。面对数据，虽然国际间常讨论此为公有财与私有财之分，放下争议，更直接联想到安全性问题。首先，这一类事件看得出中央高层越发对信息安全的重视，包括不断完善信息安全的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严查公司的信息披露和隐私安全，防止重要的信息流出海外等一系列措施。

　　其次就是，由于国际贸易关系不明朗而衍生出证券监管政治化的畸形发展。举例，美国SEC所实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海外公司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师监督委员会(PCAOB)的审计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此《法案》里的一些条文并非基于证券监管的客观公平角度所制定，而是直接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这令大多数的中概股公司陷入尴尬之境甚至面临退市风险。

　　目前海外中概股的持续下跌，总会涉及政策与企业发展因素，在短期内海外证券监管政策的不会明显转向，暂时回避风险或许是企业最优适选择。投资亦然，若想参与企业发展与分享成长果实，从可选与必选的维度做深思投资的策略。

　　券商中国记者：近年来，证券行业数字化、重资本化成为大趋势，证券公司分化也较为明显，且中小券商同质化也越来越严重，作为证券行业首位台湾籍经济学家，结合国内外证券公司发展观察，如何看待证券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对于中小券商转型有何建议？

　　杨博光：记得2012年受地方证券业协会邀请，讲述“证券公司营业部通道业务如何转型投顾服务财富管理”课程，之后课程晋升为“新时期，投顾服务创新及创收模式探讨—台湾同业经验启示”，在厦门、浙江、湖北、广西、湖南、青海、北京、江苏等协会报告，再从今年多家金融业获批公募投顾试点资格，其实各家券商竞争力还是在于投顾。相信未来依旧是中小型券商的突破口之一。

　　突破口可称为差异化，毕竟从分析各经济数据维度，里头已得知意愿、行为等等，宏观分析与实际落地的匹配，各家寻找自我步伐，不外乎从三方面着手：

　　1)提高业务、产品和服务手段的创新能力，丰富金融产品，完善服务模式。

　　2)可以通过加强与海外市场的联系，引进外资、与国外投行合作等方式增强国际化程度，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升自身的实力。

　　3)中小券商为了减少头部券商先发优势的差距，形成自身优势，会专精于符合自身发展优势的单一业务着重发力，如投资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客户服务及交易、财富管理等。“小而精”才能在夹缝中生存。

　　但是如何由业务、研究、财管三部曲中得到回归？个人认为在完成上述三目标，更需要融合以下：

　　1)混业制的思维，运用分业制的灵活。

　　2)卖方式的服务，贴近买方式的体会。

　　3)内外财税会务，结合传承理念。

　　券商中国记者：近年来，证券行业券商首席经济学家纷纷设立，但是时不时有一些“网红经济学家”频繁跳槽情况，如何看待对于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定位？

　　杨博光：每个经济学家都会有一定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当经济学家积累到一定的知名度后，网红经济或将成为下一阶段发展方式。

　　定位方面，首先，首席经济学家体现专业性与公信力的群体，宏观经济形势与战略大局作为研究起点，面对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通过市场各式交流对话，一方面及时反映金融热点影响，另一方面搭建政策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渠道，发挥好专业“智库”力量。如此一来，助力投资者规避市场风险做好自我保护，投资丰富生活、价值增进品质，都能成为生活上的经济学家。

　　此外，作为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以东莞证券为例，作为东莞本土唯一券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下，既要密切把握市场机遇，加强业务拓展、深耕细作，同时又需做好政策宣导工作，推动地方金融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身为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更要充分发挥其功能，带领研究团队积极推动研究战略发展部署的工作，为辖区内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支持，成为协同公司发展的肩负使命。

（文章来源：券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