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册制下，企业通过IPO审核、注册环节当然重要，但接下来的发行承销环节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市场第一次给上市公司“打分”，关系到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能否得到合理的兑现。

　　回溯近两年发行市场可知，注册制下新股询价的估值体系也是在摸索中前行。2019年，注册制伊始，询价新规落地，为了提高获配率，询价机构的报价与投价报告保持了较高的契合度，也就是卖方主导定价。彼时，新股市盈率多数高于核准制下的23倍限制。此后，注册制下新股出现“破发”，一级市场估值重心也逐步下移，市场重新寻找估值中枢，买方地位快速上升。这是市场的自然选择，本无可厚非，但新的违法违规行为也借机“冒头”。

　　2020年9月份，科创板出现发行市值仅略高于10亿元门槛的公司，相关公司险些发行失败。科创板自律委随后表示，部分网下投资者存在“协商报价”的嫌疑，至此，这类违法违规行为被置于镁光灯下。

　　在笔者看来，“协商报价”看似“机构间一团和气”，实际上却是对一级市场估值的变相操纵，危害性巨大。

　　从监管部门公布的监管重点来看，合谋“坐庄”、恶意炒作、诱骗投资者、滥用信息优势分别对应了不同类型的二级市场操纵行为。事实上，在一级市场“协商报价”违法违规行为中，上述特征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简单来说，“协商报价”通过询价环节的“合谋”、凭借网下机构的优势地位，扰乱正常定价，从而恶意扩大一、二级市场估值差异，误导投资者。这是对A股市场投融资体系平衡的破坏，让上市公司无法按照既定计划发展并回报二级市场投资者，更触及了注册制市场化的底线。

　　为了真正构建科学、独立、客观、审慎的新股发行承销生态，有必要将新股发行承销中的“协商报价”视同市场操纵进行严打。

　　目前，除了新证券法、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外，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也要求，“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重大违法案件”。

　　可以说，从法治角度来看，已对操纵市场形成了立体化责任追究体系，威慑力和惩处效果显著提高。将“协商报价”行为的危害性与操纵市场同等重视起来，显然有利于将“协商报价”彻底清除，还注册制下新股发行询价一片海晏河清。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