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富人会缴纳更多的所得税款，即便缴纳更多的税，其负担相比普通打工人来说仍然较小。不过，来自美国新闻网站ProPublica的调查发现，头部富人们实际纳税额，低得超乎想象。比如，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都没有缴纳任何联邦个人所得税。

　　世界首富有两年联邦所得税为零

　　美国超级富豪们缴的税到底有多低呢？ProPublica获得了超过15年的时间内，美国超级富豪们的报税记录，结果发现，他们不仅在实际个人所得税率方面远远低于普通美国人，在有些年份，一些超级富豪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更是为零。

　　比如，亚马逊创始人、现在的世界首富贝索斯从2014年到2018年报告的收入为42.2亿美元，缴纳的税款为9.73亿美元，但考虑到其身家暴涨至近千亿美元，实际税率不到1%。

　　而在2006年~2018年期间，贝索斯的避税行为更为惊人：总收入65亿美元，纳税14亿美元，然而其财富暴增1270亿美元，实际税率仅略超1%，达到1.1%的水平。

　　其中，在2007年，亚马逊股价翻倍，贝索斯身家增加了38亿美元，但他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在与前妻麦肯齐共同申报纳税时，他只申报了46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主要来源为外部投资的利息和股息。

　　如此一来，他就可以用债务的利息支出、“其他支出”等等投资损失及抵扣来抵消赚到的每一分钱。

　　2011年同样也是贝索斯未缴税的一年。当时他的身家稳定在180亿美元左右，但他在报税时称其投资损失超过了收入，并且以此为由为自己和儿女申请了税收抵免。

　　再来看马斯克和索罗斯。

　　去年成为全球第二富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2018年没有缴纳任何联邦个人所得税，而金融巨鳄索罗斯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更是有连续三年显示为零。 　　

　　总体上来看，在2014年至2018年这5年间，福布斯统计的美国最富裕的25人的财富总额增长了4010亿美元，但他们只支付了136亿美元的联邦收入税，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税率只有3.4%。具体上来看，巴菲特最低，只有0.10%。贝索斯也不到1%。其他最低的几个人中，马斯克为3.27%。

　　对于美国超级富豪们的花样避税方式，很多人都有所耳闻，巴菲特也多次表示，像他这样的超级富豪交的税实在太少了，从税率上看，甚至还没有他的秘书交得多。

　　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白宫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有援引美国新闻网站ProPublica发布的最新报告提问，美国亿万富豪在某些情况下逃避缴纳所得税，对此白宫有什么回应？

　　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表示，首先任何未经授权披露机密政府信息的行为是非法的，白宫对此予以重视，且不会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发表评论。其次，国税局将采取一切措施对漏税行为进行调查，包括将此事提交给财政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普萨基称，拜登政府将努力确保收入最高的公司和个人支付公平份额。

　　中等家庭收入增长与纳税额相当

　　相比之下，美国中等收入人群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呢？

　　美国40多岁的中产家庭在2014年至2018年这5年间，税后收入增长只有6.5万美元，但他们的纳税则为6.2万美元，几乎相当。近些年，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7万美元，联邦个人所得税率为14%。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构成的不同。

　　ProPublica指出，和普通家庭基于传统工资缴税不同，亿万富豪们可以利用多种避税策略。另外，富豪的财富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股票和房地产，只要这些资产不被卖出交易，就不属于需要缴税的收入。

　　富豪们可以通过拥有的资产来借贷，维持生活花销，到他们去世时，股票的增长又不算做是资产增值税，相当于富人们可以用免税的方式将资产转移给后代。

　　与富豪们和中等收入家庭相比，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更为糟糕。

　　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净资产总额达到34.2万亿美元，占美国所有家庭财富的30.5%;最贫穷的50%人口的净资产总额仅为2.1万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财富的1.9%。换言之，1%美国超级富豪的财富是50%美国穷人财富的15倍。

　　美国政策研究学会（IPS）近期调查发现，在疫情期间低收入工人失去收入、工作甚至生命的同时，美国许多顶级企业却一边以疫情为借口大举裁员，一边挖空心思为企业高管牟取不正当暴利。

　　数据显示，美国雇佣低收入劳动者数量最多的前100家企业中，有51家在去年通过违规操作为其高管平均涨薪29%;相反，它们裁撤了大批低收入雇员，使雇佣员工开支平均下降了2%。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去年平均薪酬为1530万美元，是工人平均薪酬的830倍。

　　英国《卫报》日前以《疫情中增长最快的是什么？亿万富翁的存款和食物救济站前的长队》为题发文讥讽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些人的灾难往往成为另一些人的发财机会。“你认为像贝索斯这样的亿万富翁会停下手来担心严重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动荡吗”，“对于有些人来说，没有够了的时候”。

　　以佛蒙特州为例，该州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食品短缺，而少数族裔和有孩子的家庭一样，饥饿风险要比其他群体高出一倍。

　　这场疫情暴露并放大了美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不平等现实。而美国主流舆论普遍预言，疫情过后的美国社会或将走向进一步对立和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