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当下中国经济和金融业正在不断深化开放。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经历了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扰动后，中国经济如何走得更好、更稳，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聚焦“硬科技”、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活跃的国企混改、A股迈向“机构化”时代、基金热潮等话题引发了媒体的持续报道和关注，当然，它们并非只是一个个孤立的话题，细细梳理可以看到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变化的脉络。
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贲圣林曾先后担任荷兰银行高级副总裁兼流动资金业务中国区总经理、汇丰董事总经理兼工商金融业务中国区总经理、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及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全球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位，在金融业有多年从业经历，深谙国际金融市场以及资本市场运行之道。如今他从“业界”转到“学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贲圣林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正值两会全国，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开放、资本市场变化、反垄断、金融科技、民营经济等话题专访了贲圣林教授。
数字化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
3月2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2020年，银保监会持续推动对外开放措施落地见效，2018年以来，共批准新设各类外资银行保险机构100多家。其中，一批在财富管理、商业保险、信用评级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际专业机构，通过独资、控股或参股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积极性显著提高。
在国际金融业深耕多年，贲圣林认为，中国金融业的扩大开放，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根据过去外资银行逐步开放的情况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的总体市场规模仍然不足2%，所以外资来到中国，是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有效补充，国内金融业在保证金融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也可以有更好的借鉴。
以往外资进入中国，会被解读为“狼来了”。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当前国内的金融机构正逐步走强，当然贲圣林也提醒，数字化可能是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但也是最大的机遇。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潜在的金融服务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会带来一些新机会。
万物一体两面。2020年以来，反垄断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郭树清近期也曾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银保监会将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业的永恒主题，毫不松懈地监控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强化金融法治，完善长效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前提下进行。
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企业、金融科技企业仍然是当前科技创新、新技术应用的积极推动者，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深思的是，新技术也带来了新时代类似“信息茧房”“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等新问题。
贲圣林也提及，当前如何在进一步发挥数字科技能力、红利的同时，让技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仍然需要更多思考和优化。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全球各国也被这一问题所困扰，技术的发展比监管走得更前面。比如说，当前加强数据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数据治理其中就涉及数据主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管理权、数据所得权等问题。进入数据经济时代，需要平衡的是，如何做到既要保护相应的数据权属问题，也要保证效率和公平，避免大企业“赢家通吃”。
让资本更多地成为“耐心资本”
近年来，金融与实体经济、资本与实业之间的讨论不断。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资本服务实业，银行业不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资本市场通过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增强企业上市进程可预期性等方式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但另一方面，此前也不乏企业存在“去杠杆”压力下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暴雷等问题。逐利、避险的资本如何预警企业枯荣线，不仅是机构的关心点，也是个人投资者的话题点。
谈及此话题，从过往银行业的从业经历来看，贲圣林提醒，第一，当实业企业主们天天想着去搞资本运作，这本身就是一个预警信号，需要警惕。至少从投资者角度、借贷者角度、银行家角度来说，如果一家企业以及其掌舵人过度地讲资本运营、资本运作，过度地去做金融的时候，说明这家企业的价值导向出现了问题，因为它很可能把企业的注意力、资源、资金，转到了一些非主业的方向上。尤其是对于上市企业而言，不能总想去做资本运作、市值管理。
第二，在解决了业务导向的问题后，还需分清楚，究竟这些所谓的“资本”是不是真的“资本”？比如有些民间资本，实际上可能只是民间资金，或者说是热钱，逐利性、短期性非常强。“我想可能从国家层面应该倡导热钱变成真正的资本，让资本更多地成为‘耐心资本’，即成为愿意跟企业共同成长、投资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与之共赢的资本。”贲圣林如是说。
此外，贲圣林还强调，金融业要更好地解决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还需要靠科技进步，现在金融的很多中介成本仍然过高，比如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主要致力于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提供资金支持，但实际上很多银行在这块的内部成本可能偏高，原因在于其还在用传统的方法去做小微金融贷款，这显然是不可能持续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贲圣林认为金融需要数字化转型，需要真正搭建一个好的生态，只有降低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的成本，实体经济才会更好地获益。
建议革新企业分类方式
浙江民营经济活跃，也擅长资本运作推动企业发展。2020年，浙江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突破500家。从投资并购市场来看，自2019年以来，浙江国资就先后了拿下了一些上市公司控制权，也有一些浙江上市公司控制权被其他区域国资纳入囊中。
在2021年1月底召开的政协第十二届浙江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贲圣林提交了“强化民企管理与协调机制，谱写新时代经济治理的浙江新篇章”提案。贲圣林提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仍存在管理、协调和社会责任倡导等发展机制问题，不仅会阻碍现有利好政策的有效落实，还可能对我国整体经济的活跃发展形成掣肘。主要表现为：一是企业管理机制亟待优化，要考虑“国有、民营”划分方式如何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形势；二是整体协调机制过于松散，不利于民营企业高效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战略的协同；三是社会责任倡导机制欠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和责任感有待加强。
基于这些问题，贲圣林建议：首先，革新企业分类方式。可以淡化以所有制方式为依据的“国有、民营”企业划分方式，改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等以客观发展规模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其次，深化民企协调机制。赋予各级工商联更大的政企协调职能、进一步强化统战部、政府部门、工商联和各级商会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宣导、开放各级党校系统。
另外，加强社会责任倡导。一方面，健全完善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培养和强化民营企业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的意识；另一方面，善用各类激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通过及时表彰、税收减免等方式，肯定其在公益、环保和扶贫领域做出的特别贡献，并充分发挥部分优秀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形成“榜样力量”。
受访人物介绍：
贲圣林，现任浙江大学教授，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和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浙江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联合主席，广东金融专家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和《中国金融学》执行主编以及青岛啤酒(行情600600,诊股)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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