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国，各地都开始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如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常州、南通设立形成不低于170亿元总规模的天使母基金群；安徽出台多项鼓励国资参与天使投资的尽职免责政策；广东的广州、东莞均设立天使母基基金，广州还发起成立总规模规划1000亿元的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中部地区的成都高新区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多亿，也提出要成立100亿规模天使母基金。

　　深圳当然也不甘示弱，早在2018年3月，就设立了一支总规模为100亿、不以盈利为目标的政策性、战略性基金——深圳天使母基金，该基金90%投资于子基金，10%直投项目。尽管各地相继发力，但整体来看，我国的天使投资行业仍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募”、“投”、“管”、“退”等环节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面对机遇和挑战，深圳天使母基金积极探索寻求破题之道。深圳天使母基金董事长姚小雄在12月7日举办的2021年中国(深圳)天使投资峰会上总结了深圳天使母基金成立三年以来作出的探索、尝试，以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随着多地纷纷设立天使母基金，全国人大代表也提议成立国家级的天使母基金，中国天使投资的春天正在到来。

   中国天使投资规模仅为美国的1/4

   深圳不足3亿美元

　　姚小雄在发言时指出，经过若干年的追赶，国内天使投资行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尤其是旧金山湾区、硅谷比较，差距仍然非常明显，与以色列差距也非常大。美国是大而强，以色列是小而优。

根据行业第三方机构统计，国家层面，2020年美国天使投资规模122.3亿美元，占GDP比重为0.06%，人均天使投资规模为37.1美元；

　　以色列天使投资规模6.2亿美元，占GDP比重为0.18%，人均天使投资规模为66.7美元；

　　而中国天使投资规模31.5亿美元，占GDP比重为0.02%，人均天使投资规模仅为2.3美元。

　　湾区层面，旧金山湾区天使投资规模约30.7亿美元，占湾区GDP比例高达0.56%，人均天使投资规模为447.7美元；

　　粤港澳大湾区天使投资规模不到5亿美元，占大湾区GDP比例仅为0.03%，人均天使投资规模为6.1美元；

　　硅谷天使投资规模29.6亿美元，占GDP比例高达0.84%，人均天使投资规模为740.0美元；

　　深圳天使投资规模不足3亿美元，占GDP比例仅为0.0398%，人均仅13.1美元。

　　此外，整体来看，我国天使投资行业在“募”、“投”、“管”、“退”等环节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天使投资行业募资规模小、长线资金少、个人参与度低；二是相较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水平存在差距，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导致天使投资标的相对不足，投资方与项目方之间也未形成非常有效的对接机制；三是中央和地方都缺乏针对天使投资行业特点的系统性顶层制度设计，也暂未形成一套针对天使投资行业特点的服务体系；四是早期投资与中后期投资退出方式趋同，退出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

   发力“四个好”，与京沪形成三足鼎立态势

　　姚小雄介绍，深圳天使母基金成立三年多以来，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具体体现在“四个好”上：一是聚集好机构。成立伊始，深圳天使母基金对70多只子基金已完成出资决策，其中有50多只子基金已实现出资。这些子基金管理机构中，深圳机构占60%，境内异地机构占30%，境外机构占10%。短短三年多时间，深圳聚集了一大批境内外优秀投资机构，促进了深圳天使投资行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国内天使投资京、沪、深三足鼎立的态势。

　　二是投出好项目。目前深圳天使母基金投资的子基金已投资450多个项目，全部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或市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的早期阶段项目，其中深圳项目占比70%，已产生一个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项目，54个估值超过1亿美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通过子基金“地毯式”的搜寻和投资初创企业，未来有望有60%-70%的深圳优秀企业从天使母基金体系内产生。

　　三是营造好环境。好环境的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努力。为此，天使母基金做了三件事：第一，成立天使荟，提供低成本孵化空间和创业辅导、资源对接、人员招聘、政策对接等系统的服务。第二，建立项目库，努力解决投资方找项目，项目找投资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组建天使投资人联盟，将大学、科研院所、成果转化机构等项目源头单位，投资机构、银行、保险、证券等投资和中介机构资源与初创企业对接起来，使天使母基金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平台，共同支持初创企业发展。

　　四是探索好道路。深圳天使母基金在探索中国特色天使投资道路方面，实行了三个结合：第一，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政府制定规则、审定战略、加强监督，具体的子基金决策由天使母基金负责；天使母基金对子基金的管理，主要也体现在合规性审核上，重点审查子基金投资方向、投资阶段和返投比例，具体的投资决策和项目管理由子基金负责，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既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比较好地解决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问题。第二，投资金与投服务相结合。在为初创期企业投入资金的同时，通过前述好环境的建设工作，支持深圳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为投资机构、初创企业链接政策、资金、科研、产业等各方面资源，着力打造有利于初创期企业不断产生、持续成长壮大的外部环境。第三，支持机构天使与支持个人天使相结合。天使投资个人和机构在投资偏好、投资决策、风险控制、退出方式等方面各具特点，能够产生互补效应，天使母基金在出资支持天使子基金等机构化天使建立的同时，通过建设“天使投资人之家”、常态化宣讲天使投资行业政策、完善相关业务规定、争取天使投资个人税收优惠政策有效落地，搭建天使投资个人交流平台等举措，引导更多个人投资者参与天使投资。

   深圳需着力解决天使投资“募投管退”难题

　　过去三年，虽然深圳天使母基金取得不错的成效，但姚小雄也指出，深圳与北京、上海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在外资头部机构聚集度，国家级引导基金落地率，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数量、行业协会、行业评价等中介机构培育，个人天使发育等方面差距很明显。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态势下，深圳发展天使投资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深圳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努力，争取在天使投资领域有更大作为，更好引领国内天使投资行业发展。

　　一是探索解决“募资难”问题，加大多方资金支持力度。深圳天使投资行业与国际和国内先进国家和地区比较仍有较大差距，优秀投资机构在深圳的聚集还需要资金的持续支持。今年1-9月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注册企业48469家，测算获投率约0.4%，巨大的投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天使投资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姚小雄表示，建议研究扩大天使母基金规模，探索循环投资的可行性；探索进一步改革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资金支出结构，研究将部分补贴性资金调整为投资性资金，提升政府引导资金充裕度和使用效率；探索组建商业化母基金，将政策性资金与商业化资金结合起来，形成政策性资金与商业化资金联动，更大程度上提高财政资金放大倍数。通过多措并举，有效解决天使投资行业募资难问题，真正使深圳成为吸引全球天使投资的资源高地。

　　二是探索解决“投资难”问题，紧密协同深圳产业发展。探索设立原始创新基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解决原始创新市场失灵问题，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等原创环节更多获得资金支持，扩大项目源头活水。加强深港天使投资合作。探索与香港政府和其他机构共同组建双币引导基金，更好地将香港的科研与国际化优势与深圳的产业优势结合，推动香港科技成果转化，在促进香港经济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激发港深两地市场活力。实施更大范围开放战略。与深圳海外创新中心等机构联动，以更开放的视野，更灵活的措施，探索加强与美国、欧洲、以色列等国际机构合作，加快成立国际化基金，将更多的国际化人才、更多的国际化项目、更多的国际化资金和更多的国际化投资机构引入深圳。强化天使母基金与深圳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针对“20+7”产业布局投资，支持天使母基金与市、区政府各产业部门建立更加紧密、稳定的合作机制，加强在产业研究、资源对接、政策落地等方面的互动。加强天使投资项目库建设。探索通过与工商登记信息系统直接对接等多种方式，扩大项目资源库，更好搭建投资方与项目方高效对接机制。

　　三是探索解决“管理与服务不够到位”问题，完善天使投资行业生态。探索建立差异化的行业监管和资金支持体系。针对天使投资特点，探索建立有别于VC、PE的政府监管和资金支持措施，包括建立完善基于社会效益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长效考核机制和尽职免责制度，鼓励国有资本在高风险领域甚至“无人区”进行探索并长期投入；探索中央政府引导基金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联动合作，将深圳天使母基金成功的运营模式向全国复制，更好地发挥深圳“先行先试”作用。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生态。建立市区两级孵化空间，降低创业成本，完善服务体系，全方位完善有利于天使投资行业和初创期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强个人天使培育。研究出台加快培育个人天使的若干措施，支持建立天使投资人之家，天使投资人协会，通过探索对个人天使设立风险补偿机制等措施，尽快形成个人天使与机构天使共同繁荣发展的天使投资行业格局。

　　四是探索解决“退出难”问题，完善行业资金循环体系。未来几年，政府引导基金子基金开始陆续进入退出期，而不少项目处于竞争性生存阶段，退出预期不甚明确。鉴于此，将探索开展政府引导基金S基金、SPAC基金业务，有效解决天使投资退出周期长、退出渠道窄等问题。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