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对信用信息范围、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提供、使用、安全、跨境流动和业务监督管理进行了规定，清晰界定了信用信息，并强调要加强个人和企业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保障信息安全。

　　专家表示，依据《办法》，以信用评分方式对外提供服务的企业被纳入规制范围，个人信息保护成为重点，这意味着头部互联网平台遭受新的监管，滥用数据的无资质企业迎来重击，银行业授信业务将产生较大影响。

　　在我国征信市场处于快速发展之际，《办法》的出台顺应了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顺应数字征信新业态

　　“从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成立，到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至今，我国征信行业的发展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数据日益丰富，不仅有常规数据，还有很多互联网数据、另类数据等。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已达到新高度，传统的金融机构征信管理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全面、准确衡量个人和企业主体信用状况的相关需求。

　　据统计，全国在校大学生4000万人，工作5年以内的毕业生3900万人，民政低保人群约6000万人，全国小微企业主的数量超过8000万，这些人群和企业中的大部分是信用“白户”或“准白户”。该群体未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发生过信贷关系，信贷状况空白，银行无法以此判断授信与否。

　　随着大数据技术与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的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到“白户”，金融科技通过替代数据提供了信贷服务，是对监管的一种突破。

　　现在，征信业迎来了新的监管。

　　《办法》的起草说明提到，征信新的业态不断涌现，由于缺乏明确的征信业务规则，导致征信边界不清，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解释，相比于2013年《征信业务管理条例》，《办法》最大区别在于对互联网线上生态信息的引入，使征信服务从传统的银行信用，延展到广泛的商业信用和与信用相关的更多替代数据领域。

　　“近几个月来，有关方面进一步意识到线上消费支付、财富管理、本地生活、社交关系等海量数据集中沉淀在少数几家平台机构，可能会对征信行业的发展、金融系统的稳定等带来一系列问题挑战。因此，出台此《办法》正当其时。”金天说。

　　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体现出较大的问题导向意识，即针对个人征信提出了很多要求。

　　相比发展多年已相对成熟的企业征信，个人征信在我们国家才刚起步。自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同意8家社会机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以来，至今已有5年，但个人征信牌照仅下发了2张——2018年2月获批的百行征信以及2020年12月获批的朴道征信。

　　由此可见，不少机构未达到个人征信牌照发放的监管标准。余凌曲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提升消费对经济的作用，需要个人征信来发挥基础的功能。

　　细化信息保护力度

　　个人征信此前曾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开展过试点，余凌曲介绍，在试点过程中发现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针对个人征信，企业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存在过度采集、无授权采集、非法采集等多种形式，同时“一次授权、无穷采集、无限使用”；征信的独立自主性及有效性也受到了质疑，有企业依据在A平台获取的用户信用信息在B平台上进行使用；

　　此外，在信息使用环节，企业在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歧视或者偏差，存在“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金天认为，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采集个人信用信息时，获得的用户授权不清晰，例如需要采集哪些信息、进行何种用途描述过于笼统；同时，用户只能选择“接受”(全部接受)或“不接受”，如果不接受则无法继续业务办理和享受相关产品服务，这实际上是利用其强势市场地位，不当引导甚至压迫用户接受授权条件。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法律顾问卜祥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征信问题不少，结合对个人和企业信息保护法治需要，有必要规范。

　　不难看出，《办法》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吸收《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考虑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衔接，细化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当前借助各种新技术新应用手段泄露、篡改、毁损、窃取信用信息或利用信用信息谋私，非法收集、买卖信用信息不时发生，完善征信配套法规制度，强化法律问责非常迫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周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办法》对“何为信用信息”作出了清晰界定，身份信息、地址、交通、通讯、债务、财产以及消费支付、履行法定义务等信息都可视为信用信息。

　　对于这些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提供、使用、安全等方面，《办法》对个人信息保护均有明确阐述。比如，在信用信息采集方面，明确应当遵循“最少、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对于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要求自不良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

　　对属于个人隐私范畴的信息，即使是持牌征信机构也不能随意获取和调用。个人财产等部分信息被列入“限制采集”，企业只有在充分告知不利后果、且取得充分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集；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等隐私数据则被明确禁止采集。

　　互联网企业纳入监管

　　《办法》出台后，将对哪些机构及业务造成较大影响？

　　“涉及到以信用评分的方式对外提供服务的，例如蚂蚁金服和京东等，按照此次征求意见稿必须持牌，按照规定成为征信机构，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说。

　　金天表示，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严格规定，对信息密集型企业的经营展业等行为影响较大。企业无论是在产品营销、用户运营还是员工招聘的过程中，都需要根据《办法》要求自查和端正相关行为。

　　“从目前的市场格局看，不少从事大数据、反欺诈等业务的金融科技企业涉及到个人征信业务，甚至不具备征信资质的企业也在开展征信业务，因此对于缺乏资质的企业有一定的制约。”刘斌认为，对于过度采集个人或企业数据的征信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也提出了要求，《办法》有利于对于规范征信市场，打击滥用数据的无资质企业。

　　与之对应的，卜祥瑞认为，对银行业授信业务也将产生较大影响。

　　除了上述企业之外，余凌曲表示，对于个人征信行业，将会产生规范发展的作用，《办法》出台之后，行业将更加开放，更多有能力的合规机构会提供更多服务；此外将对全社会、对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产生影响，在未来的信用经济社会里，将有更多行业和市场交易依托个人征信业务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中新增了诸多对征信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征信机构向境外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服务的，应当确保信用信息用于跨境贸易、融资等合理用途，并采取单笔查询的方式提供，不得将某一区域、某一行业批量企业的信用信息传输至境外同一信息使用者。征信机构向境外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或与境外征信机构合作的，应当向人民银行备案。

　　金融信用信息事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经济金融安全是我国整体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大潮中，数据跨境流动带来价值收益的同时，风险也与日俱增，亟需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很多国内外互联网科技公司都在跨境开展业务。过去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个别国家猜忌、指责中国企业不当采集当地用户数据。”金天分析，实际上，中国用户数据流出境外的风险也现实存在的。《办法》对征信机构跨境业务活动的有关规定，为跨境征信业务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和指导，有望从法律上防范跨境非法信息贩卖的风险。

　　余凌曲表示，此前法律并未有关于信用信息跨境流动的明确规定。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相应的信用信息在境外使用一定要以安全为前提。他进一步举例，近年来国际面临一些新的发展形势，例如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被要求更高的披露要求，如提供审计底稿，这可能就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泄露。这种情况下，信用信息跨境流动的监管尤为重要。

　　争议替代数据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2月10日。

　　卜祥瑞表示，需要进一步明确行业协会根据会员单位诉求，开展失信惩戒问题。征信业务内涵不宜过度泛化。

　　对于《办法》中的信用信息的范围及信用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许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

　　“以往的征信报告中，信息非常有限，基本是个人基本信息、信贷交易信息和能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公共信息。”许可认为，如果是遵循着“最少、必要”原则的话，此次规定的很多信用信息不应被纳入其中，比如交通、通讯信息等，从这一点看有些自相矛盾。

　　对于交通、通讯、债务、财产以及消费支付等替代数据，许可主张不能成为征信信用信息的一部分，因为信用信息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法定收集。

　　在他看来，如果替代数据全都要被法定收集，则违反了“最少、必要”原则，从风险防控的角度来说，用户被收集的信息越少越好。如果不是法定收集，那么对于用户而言，知晓某一类信息对自己的信用评价不利将不同意采集，或者需要获得信贷时将相关类别的信息数据做得特别好看，例如拼单进行高消费服务等，这都将影响征信机构的用户画像，从而影响信用评价的可信性。

　　“替代数据在金融业务风控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不是简单地将其纳入传统法律架构内，而是可以依据其特点增加新的法律法规。”许可说。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的治本之策是防范于未然。”周辉对此表示，市场经济社会风险防范主要依托于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信息越多，刻画的维度越广泛，对于一个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就越接近于客观真实。在信用评价这一特殊场景下，重点不在于信息收集的最少必要，而是要尊重信息主体的同意权和控制权(包括更正、删除)，以及确保信息安全。

　　同时，周辉对《办法》提出建议：

　　“受上位法规定局限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未出台限制，目前征信业务违法行为的处罚过轻，应对征信机构主要管理人员也要加大问责力度。”

　　周辉说，除了行政处罚，还可以增加公开谴责等声誉处罚，对征信机构的威慑力度将会更大。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