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就广义的金融市场而言，重要股东不仅包括银行保险机构股东，还包括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们。此番监管“曝光”，提醒和警示了重要股东们需要严守“股东行为守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首先，股东并不是单纯的出资人概念，也应理解为一种有关持股的“执业行为”，权责明确，且有边际清晰的“执业雷区”。

　　笔者认为，愿意“主动执业”的股东，可以帮助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推进业务整合；参与意愿低的股东，可以通过“坐享其成”的方式分享参股机构、公司的成长。无论如何，股东不应站在参股公司的对立面，侵占其利益。

　　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法”，《公司法》明确设定的股东禁止行为中，包括“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且“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从银保监会披露的情况来看，38名股东违法违规事实包括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或谋取不当利益等6个方面；此外，从证监会此前披露的监管处罚来看，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为大股东违规担保等行为也是屡禁不止。此次监管明确表示“严监管导向”，无疑有助于发挥震慑作用，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督促更多重要股东自觉约束其行为。

　　其次，被参股的上市公司和银行保险机构也要担负“主体责任”，既应保护自身利益，也应主动保护处于信息不对称位置的小股东利益。

　　从证监会和银保监会近年来披露的案例来看，部分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对于来自大股东的利益侵害不作为或未充分作为。以至于有的股东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有的股东把被参股公司当做“提款机”，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套取或挪用资金；还有的股东通过违规担保，将公司与股东自身负债进行恶意绑定……

　　事实上，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上市公司，都具有外部性强、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在与股东的互动中，必须对自己的独立主体地位有充分的认知，才能进一步规范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笔者认为，监管公示违规股东，不仅威慑股东违规行为，也是给被参股公司敲响了警钟——不主动保护自身权益，也是“渎职”行为，也需承担责任。

　　第三，对违规股东进行公示，是从单独职能监管向“职能监管+市场监督”的延伸。

　　由于股东的权属特点，很多的违规行为是发生在“隐秘的角落”，因此市场化监督的介入十分必要。

　　就银行保险机构而言，巴塞尔协议将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放在与“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市场监管也是职能监管的有力补充。可以说，市场的各方主体、中介机构和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促进公司、机构治理提升的重要力量，并在金融生态中形成监管闭环。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