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券商炒股佣金费率持续下行，盈利空间收窄。但为了吸引更多客户，券商佣金价格战暗流涌动，无形之中潜藏着一些“暗礁”。比如，对于新开户的股民，自然享受到更加低廉的交易成本；对于部分老股民，却显得不那么“友好”，如若在信息不对称及未知晓的情形下，被收取的佣金费率或许远高于行业标准，经年累月后甚至累积起悬殊的差距。

　　增厚钱袋、贡献不菲收入之时，经纪业务之“殇”却未曾改变，在主营收入结构占比中逐年下降，行业红海属性愈发凸显。提升客户的服务质量，精耕细作赢得客户的信任；加大产品及业务研发创新力度；差异化经营各司其职，或将成为未来券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立”。

　　佣金费率调整是否应告知

　　资深老股民邓林(化名)近来遇到一件烦心事。2006年12月，邓林在上海证券某营业部开户，开启自己的炒股生涯。彼时，券商营业部为零售客户多执行千分之几的交易佣金收费标准。

　　之后，伴随A股证券交易经手费收费标准不断下调，券商佣金费率接连下探，直至进入“万字头”时代。而今开户，券商手续费的行业报价，虽未有统一标准，但多在万分之三附近徘徊。

　　近段时间，由于股市行情向好，老股民邓林的交易频率及资金量渐长，拟重新开设一个新的证券账户进行交易，这时他才发现，佣金已降至万分之几，而他原来的账户还是执行千分之几的交易费率。

　　邓林向记者提供的一份历年佣金收取情况统计表显示，经过不同年份单笔交易的间接测算，2006年-2020年，券商实际对自己收取的佣金费率大约维持在千分之1.7至1.9的区间。如若按照现有约定标准万分之三的费率粗略计算，仅近三年间，考虑到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邓林高于普通新开户股民的佣金便逾30万元。

　　此前十几年间，邓林表明，未接到开户券商以主动渠道告知(如电话、短信等方式)佣金收费标准下调的信息。

　　邓林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事情发生后，自己曾去所在营业部咨询过佣金变更的相关事宜。营业部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官网上有佣金下调、客户可携带身份证来营业部办理的公示，现可为邓林调整为最新开户的佣金费率。

　　由于未变更事实存续的时限较长，邓林认为，针对交易佣金费率下调，证券公司应尽到及时对客户主动告知的义务。

　　上海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0年以来，证券行业佣金管理逐步从粗放走向规范。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客户服务和证券交易佣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监管要求以及自律规范，上海证券建立营业部客户证券交易佣金管理制度，并要求营业部严格履行新增客户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及佣金“双留痕”工作；存量客户根据客户分类参照新增客户由双方协商执行。目前，公司上海地区营业部佣金收取标准均向上海证券同业公会备案，营业部执行的佣金标准、场所及公司网站公示的佣金标准与备案的佣金标准保持“三一致”。

　　针对此事，投资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来自上海的资深股民吴先生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应该及时告知客户佣金费率下调的情况，或至少应提醒投资者关注佣金的浮动等。也有股民认为，如同做生意，不同的客户拥有不同的议价权及意愿。投资者应及时关注到证券公司佣金的变更，主动要求券商下调费率，自行掌控交易行为的细节。

　　“有下调需求要去找券商主动申请，不然一般不会主动降低佣金水平的。”某券商营业部经理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问题的焦点在于，券商究竟有无主动告知客户的义务呢？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建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券商佣金的收取，基于双方合同的约定，实质上是双方自发建立起的一种合同关系。拟发起佣金下调意愿，意味着双方合同拟发生变更。券商与每位客户约定的佣金费率、收取的实际佣金不完全相同，还是需要依据彼此约定的协议书或合同，作为双方之间的合意事实基础来进行调整。

　　在王建新看来，如果客户发起下调佣金的要求或申请，根据现在最新的行业标准，券商原则上是会同意的，属于正常的合同变更，未发起则视为执行原有合同内容。因此，期间未主动告知，不构成对客户知情权的侵犯，亦不构成不当获利。

　　交易佣金浮动收取

　　“官网上面的佣金费率是万分之三，我们可以重点标注一下，帮你下调到能够给到的最低，接近万分之一的水平。”为了吸引新客户，一位券商营业部的客户经理在电话中如是说。

　　除去经纪业务去通道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沪深交易所经手费的不断下调，部分也促使券商有更加充盈的成本下调佣金费率，进而吸引到更多的客户。

　　据悉，交易经手费是证券公司支付给证券交易所的费用，而佣金则是普通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在买卖股票的时候支付给证券公司的费用。

　　一般来说，佣金包括万分之0.2的证管费、万分之0.487的证券交易经手费、万分之0.2的过户费。另外，根据每年的分类评级，券商还需按比例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如此计算，券商的经纪业务刚性成本，即交给交易清算机构的手续费用，合计约在万分之一左右，人员工资、场地租金、IT系统设备技术等其他开销还未列入。

　　为进一步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2012年-2015年，沪深交易所多次下调A股证券交易经手费收费标准，由原按交易额0.11‰收取降为按0.087‰双向收取，持续下调至按成交金额0.0487‰双边收取。

　　按照现行的佣金浮动制，券商向客户收取的佣金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千分之三，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因此，各家券商在制定自家的佣金标准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记者通过对各大券商佣金水平调查发现，目前券商的交易佣金费率基本上以万分之三为基准浮动。而决定佣金高低的标准，主要是开户者的资金量与交易量。近期行情渐长，个别营业部甚至给出“万一免五”(按照成交金额交的万分之一收取交易费用，而且免去最低5元的“门槛”)的报价来吸引客户。

　　动态来看，同一家营业部的不同股民之间，佣金亦相差悬殊。新开户的股民，开户佣金报价万分之三，最低万分之一，而十多年前开户的老股民，可能现在佣金还是千分之三，是目前市场佣金水平的10-30倍。

　　拼佣金更要拼服务

　　当前涉及券商交易佣金收取问题，《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主要如下：

　　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证券交易费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证券公司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开户即享万三佣金”、“低佣金，万2.5起”的标语，在一些券商的官网上较为常见，不少都采取低佣加积分、礼包的方式展开组合营销。至于佣金费率的浮动区间，一般较少明示，部分券商会在营业部的电子互动屏的层叠窗口上显示，实践中一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注意到的可能性更高。告知佣金的实际浮动范围，大多数券商还是在开户的时候，通过口头的方式与客户私下协商调整。

　　证券经纪业务的本质是为客户提供中介服务，满足客户在投资过程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实际上，证券交易佣金管理是重要一环。

　　2010年9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2010)157号文件明确，加强证券交易佣金的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服务定价机制。证券公司应公平对待所有客户，实行同类客户同等收费、同等服务同等收费的原则。

　　彼时，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发文中表示，一些证券公司采取了以低于成本的证券交易佣金水平、“零佣金”等方式招揽客户，又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调高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向客户承诺证券买卖收益或赔偿证券买卖损失，贬低同行、进入同行营业场所劝导客户等违法违规和不正当竞争手段，侵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

　　2015年3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会议表决通过废止了15件自律规则，其中亦包括上述文件，即效力存续性不再。然而，加强客户服务工作，提升客户服务水平，让投资者享受到更低交易成本和更优质的服务，依然是券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义及案头要务。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调低佣金费率，应属券商的明智之举。券商的佣金收入，主要来自于股票交易和融资融券等方面。考虑到佣金费率下行速度较快，单纯依靠佣金获取收入，已不再成为券商的主要目的。附加业务逐渐成为券商的关注重心，首先便需要抢占市场和开户资源，然后通过公司量体裁衣的产品和业务研发创新来深度开发客户。”

　　在董登新看来，未来券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从产品和业务研发上下功夫，通过提高服务质量，精耕细作赢得客户的信任，推销更多高附加值的理财或资管产品。未来券商产品种类及业务类型，将会越来越丰富，提前将客户资源收入囊中具有必要性。当然，最终的行业洗牌，还是会拉开差距，谁能赢得真正的高净值客户，便是关键。

　　“从高附加值业务的拓展，到高净值客户的占有，或将成为未来券商白热化竞争的焦点。尤其是头部券商，或将会在个性化品牌特色方面下足功夫，同时在人才储备、产品开发、客户拓展等方面做好准备，更好地迎接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持续深化。”董登新表示。

　　经纪业务的“殇”与“立”

　　2020年上半年，得益于证券交易量及活跃度提升，券商经纪业务收入大涨，狂揽佣金620亿元，已达去年全年近八成。在股市交投点燃盛夏热情之际，券商APP一度出现宕机等现象。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为7887亿元，较2019年日均成交额增加约2300亿元。截至6月30日，两市两融余额达1.16万亿元，较年初的1.03万亿元上涨12.6%。

　　经纪业务作为券商的“老大哥”，虽然能在市场行情上扬时为券商贡献不菲的收入，但近年来，其在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中已发生重要变化，即证券经纪业务占比正在逐年下滑。

　　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133家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04.83亿元，其中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含席位租赁)为787.63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1.85%，而2016年、2017年、2018年的占比分别为32.1%、26.37%、23.41%。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多家头部券商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占比均出现下滑趋势。中国银河证券、招商证券、申万宏源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均较2018年下滑5个百分点以上；中国银河证券从2018年的34.9%直接下滑到26.71%；“券业一哥”中信证券更是从2018年的19.96%降至17.21%。

　　瑞银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曹海峰表示，未来中国券商行业集中度或将上升。根据美国经验，1980年行业放开佣金打价格战，头部券商服务能力更强，获得更多客户。1999年，金融混业放开，再叠加牛市的效应，集中度提升较快。2012年之后，中国放开远程开户，券商格局可能跟(美国)上世纪80年代差不多，互联网券商、第一佣金券商加上头部券商，整体竞争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曹海峰判断，未来券商这几块业务的收入增长空间较大：投行业务跟海外有比较大的差距，还有主经纪商和两融业务，特别是融券业务、衍生品、机构业务的发展。

　　伴随传统经纪业务的盈利空间不断缩窄，大券商增长乏力的同时，中小券商面临生存压力也愈发显著。

　　银泰证券股转系统业务部总经理张可亮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行业集中效应加强，未来中小券商的发展趋势应是差异化经营，尽可能放弃全牌照‘迷恋’，在一个相对有优势的领域内做强，并保持竞争力，至少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不是四面出击。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改革深化及大发展，未来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行等业务面临较大开发空间及发展机遇，专业化、精细化的经营模式，依然能够看到曙光及希望。”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