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这个从贫困山区农民家庭走出来的“疫苗皇帝”，在创业之初，曾连5块钱招待所都不舍得住。据悉，杜伟民前妻YUAN LIPING （袁莉萍）比其小8岁，已入加拿大国籍。

　　外界有人质疑，杜伟民离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减持股份、转移资产。对此，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志晓告诉时间财经：“康泰生物是国内上市公司，股权也是存在于国内，并不象有些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如红筹上市的公司，股权在国外（虽然实体资产在境内），个人是在境外持股，如果离婚分股权给境外的个人，等于是把资产转给了境外的个人。康泰生物公司股权在境内，所以不存在资产转移到国外的问题。”

　　不过，袁莉萍也明确告知，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三年前，梦洁股份(行情002397,诊股)董事长前妻伍静就是通过离婚成为了公司第二大股东。近日，伍静在“薇娅直播股价7连板”的时机，减持套现近亿元。

　　天价离婚

　　上周五（5月29日），康泰生物公告称，实控人杜伟民因解除婚姻关系并进行财产分割拱手将1.61亿股公司股份转让给前妻。按照5月29日收盘价146元计算，杜伟民此次的“分手费”高达235.06亿元，刷新了A股最贵的离婚纪录。

　　据公告，杜伟民与YUANLIPING（袁莉萍）解除婚姻关系并进行财产分割，分割后袁莉萍持有公司股份161,331,675股，杜伟民持有公司股份183,394,125股（该份额包含已经质押的股份）。

　　时间财经注意到，袁莉萍在公司一直手握重权。公告显示，袁莉萍曾于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3月任康泰生物副总经理；2011 年 5 月至 2018 年 8 月担任康泰生物董事；2017 年3月至今任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为保持康泰生物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继续保持杜伟民对康泰生物的实际控制权，杜伟民与袁莉萍签署了《一致行动人与表决权委托协议》，袁丽萍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和/或董事会进行表决时仍将与杜伟民采取一致行动，并保持投票结果的一致性。

　　同时，袁丽萍出具了一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目前，袁莉萍已获取加拿大国籍。

　　精准减持？

　　康泰生物公告称，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袁莉萍将就其本次取得的康泰生物股份(行情600201,诊股)继续履行杜伟民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的相关承诺。

　　不过，袁莉萍自己也在公告中表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

　　离婚是否会出现“前妻减持”？这是市场质疑的重点之一。因为，A股市场不乏出现离婚“精准”分割股权，意在减持套现的案例。

　　比如，近日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梦洁股份，其董事长前妻伍静就是通过离婚成为了公司第二大股东。

　　2017年1月25日（除夕前一天），梦洁股份公告，公司的实控人姜天武和妻子伍静签署了《离婚协议》，姜天武将其持有的一半股份，即1.27亿股（当时股价8.10元）股份分割过户至伍静名下，涉及金额约10亿元。

　　前不久，梦诘股份请薇娅直播带货，公司股价一飞冲天，连续7个涨停。在5月12日至5月18日期间，梦洁股份第二大股东伍静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1400多万股，共计套现9645万元。

　　与此同时，梦洁股份董事张爱纯之子周瑜、副总经理成艳以及其配偶张戬均纷纷在股价高涨期间，以“改善生活”名义减持公司股份。

　　今年以来，康泰生物股价一路上涨，总市值已逼近千亿。而相较于长春长生问题疫苗风波期间最低至27元左右的股价，康泰生物股价已涨了超过五倍。

　　销售费用高企

　　坊间有称，如果长生生物的高俊芳是“疫苗女王”，那么康泰生物的杜伟民无疑是“疫苗皇帝”。

　　表面看，这位A股“好前夫”出手阔绰。但是，从一名普通销售员“逆袭”成为“疫苗皇帝”，杜伟民的创业历程并不“容易”。

　　杜伟民，1963年出生在江西的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民家庭。1987年，从江西省卫生学校检验专业毕业后即被分配至江西省卫生防疫站从事环境检验工作。上世纪90年代，乘着改革的春风，杜伟民从卫生防疫站辞职下海。

　　“刚开始，我给人家做疫苗销售业务员，全省各地到处跑。累了，就找个有桌子的地方趴一会，或者坐在凳子上睡几分钟，最艰难的时候连5元钱的招待所都不舍得住。最艰难的时候连5元钱的招待所都不舍得住。”回顾创业之初，杜伟民这么表示。

　　对比杜伟民的“勤俭节约”，他手下的销售人员简直就是“一掷千金”。在业绩最好的2018年，康泰生物只有184名销售人员，却花了10.05亿元的销售费。也就是说，康泰生物销售人员人均每天花费高达1.50万元。

　　实际上，自2017年上市后，康泰生物的销售费用占比就一直“居高不下”。据年报，2016-2019年，康泰生物的营业收入分别为5.52亿元、11.61亿元、20.17亿元、19.43亿元，销售费用分别为2.2亿元、6.15亿元、10.05亿元、7.85亿元。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9.81%、53%、49.85%、40.37%。

　　来源：Chioce 金融终端

　　对此，康泰生物曾在招股说明书及年报中表示，受政策影响，2017年1月1日起，公司的销售模式由“经销为主、直销为辅”转变为“直销模式”，大部分经销商逐步转做专业化推广商。在公司业务量稳定的前提下，公司销售服务费将会大幅上涨，销售费用因此从2016年的2.20亿元一跃升至2017年的6.15亿元。

　　然而，在销售模式未变和营收略减的情况下，康泰生物2019年的销售费用却大幅下降21.96%。此外，销售团队的壮大也没有让公司业绩得以提升。年报显示，康泰生物2019年的销售人员为240人，比2018年的184人，增加人员逾30%。

　　就上述相关问题，时间财经致电、致函康泰生物，截至发稿，未获答复。（北京时间财经 谭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