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认为，对上海来说，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也有一些不太积极的因素。从乐观的角度看，他给出了七大理由。

　　第一，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非常高。中国历年总储蓄占GDP比重超过40%，因此只要机制做得好，很容易找到资金投资新兴和成长的公司。这是个很积极的因素。从资金面上来讲，并不是中概股公司非要依靠国际市场融资，国内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二，这次的事和瑞幸咖啡很有关系，虽然有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问题，但总体来讲，中国GDP增长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长，从供给侧角度来说，我们还是会有不少好的公司，上市公司的资源还是存在的。

　　第三，资本市场有一个培育发展的过程。中国经过了30年左右坎坎坷坷的路径，到目前为止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动能。虽然仍有差距，但包括市场建设、监督，以及围绕资本市场的机构的成长都有很强的内在动力。

　　第四，在透明度问题上，中国方面在公司治理、外部审计质量等方面也有愿望和动力。这么多年来，中国也在资本市场上打击了很多欺诈上市、操纵市场、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行为。广大投资者对这些不良行为十分憎恨。当然，提高监管水平、逐步改进公司治理也需要一个过程。

　　第五，过去中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使用的一种货币，一个只限于中国国内的市场，国际性就不强。但是这些年来，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在不断提高。2016年底，国际货币基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目前距离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个人认为差距并不是很大。我指的可兑换还是在坚持反洗钱、反恐融资和一些基本规则情况下的可控的可兑换。当然，这方面不同的学者可能看法也不完全一样。 ”周小川表示。

　　第六，从2014年开始，中国陆续搞了沪港通、深港通，后来又有沪伦通，开放性大幅度增强，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第七，最近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包括了很多和资本市场有关系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等方面的改进。

　　在列举完上述七大乐观角度后，周小川也列举了一些不太乐观的评论，比如这次瑞幸事件以及前一阶段出现的若干个中概股公司被查出来做空，都暴露出我们在会计、审计和透明度上和国际化的要求还有差距。

　　第二，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国很多公司治理外面的人看不太懂。

　　“过去外界对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疑问比较多一点，最近两三年有一批私营、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出了很多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因此出现倒闭、违约等等情况。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需要努力使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够被国际上看明白，同时能够接受我们这种实践，我们的实践肯定也是整个国际市场公司治理的一个部分。”周小川表示。

　　第三，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外开放多数是先搞一些试点然后逐步开放，愿望上是要把中国建成开放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方面的措施还不够，还需要下更大的决心。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总的来讲，还称不上是真正国际的。

　　针对只有普通法情况下才能使资本市场顺利发展，而条文法或者大陆法系里搞不出真正大规模、国际化，能够随时演变的资本市场中心的观点，周小川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中国实际上制度规则的演变还是很快的，许多试点、政策、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这方面可以继续探索。”

　　“中国如果真正下决心，要在这方面作出长足的发展，必须注重国际化，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动上海继续发展国际机构、国际资本往来方面上一个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