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华认为，证券法已经落地施行，对公司法、刑法进行联动修改，有利于统筹处理公司法、证券法、刑法之间的共性、相关性问题，确保法律的协调统一。

　　他建议，修改公司法可考虑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建立完善的公众公司制度；加强公司内部法人治理；丰富完善公司股票、债券发行融资制度；完善公司股份减持、质押及担保等股份转让制度；健全上市公司分立及清算制度；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公积金管理，以及公司审计等财务会计制度。

　　在加强公司内部法人治理方面，刘新华建议，应当确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明确要求控股股东、实控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不得滥用控制权；同时，应禁止上市公司董监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实控人指使董监高从事背信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在丰富完善公司股票、债券发行融资制度方面，刘新华建议修订公司法中关于“同股同权”的相关条款，在继续坚持“同股同权”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经股东大会绝对多数决议后，公司可以发行具有不同表决权的普通股。同时，他建议丰富类别股制度，明确公司可以发行普通股以外的，其他种类的特别股，并维护类别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的公平。

　　刘新华还建议加快推动刑法修订。他认为，应考虑拓展刑法规制范围，增强新证券法的实施效果；加大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严惩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扩展虚假证明文件罪的规制范围。

　　刘新华表示，欺诈发行犯罪影响的投资者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但与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的规定相比，欺诈发行犯罪的刑期明显偏低，与该罪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相一致。从境外立法经验看，各个国家及地区都对欺诈发行严厉追究刑责。我国市场一些信息披露造假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反映强烈，如上市公司康得新连续4年业绩造假，对这类案件应当完善法制供给，加大刑事处罚力度。

　　新证券法明确，对信息披露造假的公司实行“双罚制”，就此，刘新华认为，信息披露造假行为不只是相关责任人员的个人行为，公司作为信息披露造假的“第一责任人”更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为保持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逻辑一致，建议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改为“双罚制”。控股股东、实控人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往往组织、指使公司从事了信息披露造假行为。新证券法已经规定了该类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刑法也亟需修订将此类行为纳入打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