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华认为，证券法已经落地施行，对公司法、刑法的联动修改，有利于统筹处理公司法和证券法、刑法和证券法、刑法和公司法之间的共性和相关性问题，确保法律的协调统一。

　　具体来看，要建立完善公众公司制度，建议在公司法中重新划分股份有限公司类型，以是否具有公众性为标准，将股份有限公司区分为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法人治理方面，确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不得滥用控制权，禁止董监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董监高从事背信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丰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方式，为中小股东远程参与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最低出席比例，避免个别股东操控股东大会。增加上市公司子公司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相关规定。丰富完善公司股票、债券发行融资制度，修订公司法中关于“同股同权”的相关条款，在继续坚持“同股同权”原则基础上，规定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经股东大会绝对多数决议，公司可以发行拥有不同表决权数量的普通股，丰富类别股制度；明确公司可以发行普通股以外其他种类的特别股，维护类别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的公平；

　　明确公司可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为私募债发行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发行可交换为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司债券；加强债券持有人保护，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受托管理人制度。

　　完善公司股份减持、质押及担保等股份转让制度方面，刘新华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减持行为。二是明确股票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转让期限内出质的，不得在限制转让期限内行使质权。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大比例质押自己持有的股份提出规范要求。三是增加股份转让与担保制度，明确为担保债权实现，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将其持有的股份转移于债权人。明确上市公司违反法律提供的担保无效。

　　刘新华还建议要修订刑法形成良好的衔接，建议拓展刑法规制范围，增强新修订证券法的实施效果。

　　一是拓展刑法规制范围，增强新修订证券法的实施效果。实践中，已有红筹企业提交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的申请，日后一旦发生欺诈发行存托凭证的情形，危害性较大，亟需修订刑法拓展法律规制范围。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更加隐蔽，方法更加多样，如“抢帽子交易操纵”、“蛊惑交易操纵”、“幌骗交易操纵”等。目前，过半数的案件判决书引用兜底条款予以处罚，反映出刑法规定的操纵情形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建议增加新的操纵情形。

　　二是加大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惩戒力度。欺诈发行犯罪影响的投资者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但与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的规定相比，欺诈发行犯罪的刑期明显偏低，与该罪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相一致。

　　三是严惩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信息披露造假行为不只是相关责任人员的个人行为，公司作为信息披露造假的“第一责任人”更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为保持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逻辑的一致性，宜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改为“双罚制”。同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往往组织、指使公司从事了信息披露造假行为。新证券法已经规定了该类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刑法也亟需修订，将此类行为纳入打击范围。

　　四是扩展虚假证明文件罪的规制范围。刘新华说，新证券法规定的提供证明文件的中介不仅包括保荐人，还包括资信评级机构、财务顾问、承销商等，这些机构在债券承销、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等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确保发行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方面负有很高的义务，需修订证券法，扩展虚假证明文件罪的规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