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主要结论有：

　　一是五年来稽查执法效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投资者对稽查执法的总体满意度较高。2019年证监会新增立案数量较前三年有所上升，违法违规线索的调查率和立案案件的结案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

　　二是行政处罚数量、金额较上年度有所下降，投资者对2019年行政处罚情况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数量于2018年大幅增长后趋稳，2019年行政处罚数量较2018年稍有下降，但高于2015-2017年，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近五年市场禁入决定数及人数呈稳定增长态势。

　　三是投资者对稽查执法信息公开的满意度与去年基本持平。2019年证监会稽查执法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通报稽查执法、行政处罚情况28次；行政处罚部门及派出机构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296件，市场禁入决定书33件，行政复议决定书147件。73.8%的投资者对稽查执法透明度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

　　四是信息披露等三大主要类型案件案发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他类型案件数量占比下降。2019年，稽查执法部门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证券市场欺诈恶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增强，同时，由于信息披露类案件背后往往隐藏着不法关联交易、违规资金占用、恶性利益输送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未来仍将是稽查执法部门的打击重点。

　　五是投资者对稽查执法制度建设的满意度最高，对处罚力度的满意度最低，较2018年基本持平。2019年稽查执法部门在制度建设、办案情况、执法协作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获得了投资者的认可；另一方面，投资者对稽查执法成效的期待也在不断提高，稽查执法部门还需在制度建设、执法精准度等方面加大投入，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报告》对证监会稽查执法部门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一是贯彻实施新《证券法》，对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二是加大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稽查处罚力度，助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三是加强稽查执法取证权的强制性，提高执法办案效率。四是提高科技监管水平，拓宽违法违规线索发现渠道。五是健全行政处罚、刑事追究、民事赔偿三位一体的执法机制，加大对涉刑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六是提高证券稽查执法透明度，同时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中证金融研究院杨光副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解读和点评。杨光副研究员指出，证券监管以保护投资者为己任，并通过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层层夯实制度基础。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一个强力、有效、健全的证券期货稽查执法体系，投资者保护目标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证监会就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要求中，“提升稽查执法效能”无可争议地成为12项重点工作之一。《报告》的发布无疑是提升稽查执法效能的先手棋和主动仗。结合一年多来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报告》的发布既必然、也必需、更必要。

　　说其“必然”，是因为2019年稽查工作、处罚工作具有新特点，专项检查执法形成新趋势，需要及时分析梳理，在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为下一步工作提供思路。《报告》通过详实可信的数据清晰勾勒出稽查执法版图，结合研究特点从特定角度进行类型化分析，一目了然、重点突出，有助于投资者及时了解掌握我国稽查执法现状。

　　说其“必需”，是因为在“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指引下，针对市场领域不断细分、投资者数量不断增长等情况，需要外部协作补足监管真空，需要投资者评价检视监管效能。同时，倾听投资者的声音和意见是打造服务型监管机构的必要举措，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证券监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报告》基于充分调查数据肯定成绩、直面问题，真实反映了投资者意见。

　　说其“必要”，是因为注册制背景下的稽查执法工作，在面临重大挑战的同时也存在重大机遇。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由市场判断公司投资价值，审核理念由审出“好公司”向审出“真公司”转变。市场准入理念的革新必然催生包括稽查执法在内的事后监管机制变革，如何尽快找准定位、适应变化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报告》从新法实施、执法力度、科技监管、社会共治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提供了有益思路。

　　杨光表示，2020年是新《证券法》实施元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投资者保护工作和稽查执法工作在其中大有可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建设：一是进一步发挥投保基金公司作用，使其在投资者损失赔付和投资者维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二是从证据汇集、信息共享、功能协调等方面进一步理顺稽查执法与司法程序之间的衔接；三是在数据归集汇总基础上构建科技稽查执法体系，实现精准定位、及时应对、有效处置；四是细化稽查执法程序中的证据标准、因果关系判断、赔偿数额计算规则，提升规则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