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表示，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到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储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周小川说。

　　周小川认为，一方面，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应更多的对接财政政策，落实和执行好基层金融服务。财政政策在这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传导机制不是很有效和顺畅。现有的金融机构和基层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的利用并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克服疫情。“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这个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资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也不会发生截留、挪用，同时也不可能逆市场化改革来推进有关政策。金融机构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过程之中，也会产生一些金融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市场混乱和金融危机，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该考虑进一步完善应急功能、激励机制、损失承担机制等。具体而言，一是要把应急功能的目标、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的更加明确，尽可能详尽，能够分解，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多年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是面向市场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依靠号召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执行；三是风险承担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兜底的政策，这样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总的来说，需要能够更加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这种机制，毕竟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问题，除了影响总需求、供应链等以外，它还包含了有较多需要救助的属性。”周小川说。

　　此外，周小川认为，在市场转轨过程中，商业银行有些是不允许做政策性业务的，一方面政策性业务落实起来难，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有自己的商业利益，还担心会出道德风险。而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在功能设置上都不是按照应急政策要求所设计的，并且没有和基层联系地特别紧密，过去也没有被允许大量地设置分支机构。因此如果说这个疫情主要是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对某些个体的支持的话，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信息优势，在执行上也存在着不一定有效的问题。因此，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