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作为浙商银行“当家人”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沈仁康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一季度经营活动还是比较正常的。主要指标稳定，好于预期。”

　　作为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浙商银行总部设在杭州，自2004年正式开业以来，已走过十六年历程，并在最近五年中完成了“A+H”布局。在市场眼中，浙商银行具有典型的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特色，也正是这些业务帮助该行竿头日上、奠定扎实基础。然而，这类客户天然信用风险较高，加之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大行低价竞争的压力，市场顾虑重重。

　　从沈仁康向记者的阐述中，浙商银行下一步的发展之路脉络清晰：进一步坚定了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初心，通过2019年起实施的平台化服务战略，在金融科技助攻下，紧扣需求、延伸客群，做深做活产业链、供应链，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为完成经营目标、控制风险等提供了保障。

　　保经营：争取利润合理增长

　　浙商银行2020年一季报显示，该行(集团口径)实现营收134.64亿元，同比增长15.89%；归母净利润45.28亿元，同比增长2.07%。

　　特殊时期实现两大指标双增，沈仁康表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去年A股上市后，资本有保障，增强了投放能力；二是重视项目储备，去年12月就加大了投放，为全年完成经营目标提供了保障。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疫情等各种因素交织，今年商业银行经营环境进一步逼仄，浙商银行能否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从疫情期间浙商银行举措可见，其最先思考的是共克时艰，支持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这与沈仁康的观念有直接关系。他说：“企业和银行是‘鱼水’关系。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银行肯定会受影响。所以帮助企业走出困难，复工复产复销，实际上对银行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对于今年的信贷投放目标，此前浙商银行就表示有信心完成，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所有银行都面临息差收窄压力。

　　沈仁康认为，浙商银行首先还是要树立平台化服务理念，因为这可以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拓展客群，也能有效管控风险。

　　浙商银行2019年启动实施平台化服务战略。去年年报数据已经证明其价值，截至2019年末，平台化业务服务公司客户3.85万户，较上年大增47%。

　　今年，浙商银行的做法可归结为四个字——开源节流。一方面，扩大客群，增加有效投放，增加利息收入，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等产品，增加中间收入；另一方面，管控成本，压缩各类开支，同时抓住低利率窗口，控制负债端成本，锁住收益。

　　“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我们想把资产价格下降导致的息差收窄压力，通过减少成本等方式化解，争取今年仍能保持利润合理增长。”沈仁康说，“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达成较好的经营目标，也会随着疫情变化而调整。”

　　保小微：总行优先保障资源需求

　　地处民营、小微企业枝繁叶茂的浙江，浙商银行成立之初就以民营资本为主，定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如今这已是该行在市场中的一张“金名片”。

　　“民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主要都是民企推动。”沈仁康认为，短期内这一领域风险暴露相对较多，但他们也相对更需要金融机构服务。

　　在浙商银行的贷款结构中，民营、小微企业占比较高。截至2019年末，浙商银行民企和制造业贷款余额占全行贷款比重分别为55.06%和11.1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16.8%，居主要全国性商业银行首位。

　　特别是，在大行以低价向小微领域的大力投放下，浙商银行去年小微贷款投放仍保持了21.71%的快速增长。“我们去年确实面临压力，有部分客户被替换。”沈仁康坦言，浙商银行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巩固市场，结果还是比较好的。

　　今年赶上疫情这只“黑天鹅”，浙商银行能否顺利完成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目标？

　　沈仁康向记者表示，一是继续加大资源保障力度，总行将持续优先保障服务小微企业的资源需求；二是通过平台化、线上化服务来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使得企业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便捷度进一步提升；三是持续完善产品体系。

　　问题在于，民营、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毛细血管”，但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尽管浙商银行小微贷款不良率仅在1.01%，但总的不良率水平却在抬头，去年末为1.37%(一季度末为1.42%)，引发市场关注。

　　沈仁康分析说，原因在于：一是外部因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转型中，有部分企业必然要出清，这最终会反映在银行体系中。二是内部因素。一方面监管对不良认定更严，另一方面是自身更严格的风控要求，不良率上升在预期之内，但仍处于上市银行的较低水平。

　　而今年，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都面临更大的风险管理压力。

　　沈仁康开出的“方子”包括：首先，完善与平台化服务战略相适应的风险管理体系。因为“平台化业务是核心企业上下游联动，整体授信方案跟原来不一样，评审、风险管控逻辑都变了”。其次，要坚持“小额分散”原则，有效管控大额授信风险。三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集中管理等措施来化解不良。四是加大出清力度，有序推进核销工作。五是提升运用金融科技管控风险的能力。

　　“经济发展确实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如何从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加大主动管理力度来管控好风险。我们有信心把不良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沈仁康表示。

　　促金融科技：推进全行业务应用

　　除了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鲜明特色，近年来，金融科技也逐步成为浙商银行另一张“名片”。

　　沈仁康对此深有感触、早有预感。他说：“2014年7月，我调任浙商银行，这个时候，业界普遍认为，银行的‘紧日子’已经来了，浙商银行亟需找到一条转型发展的路子。”

　　结合浙商银行发展来看，金融科技已在公司业务中有着重要应用，特别是区块链技术。浙商银行据此推出应收款链平台，直指供应链中的应收账款沉淀难题。“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性，核心企业确认账款后，能增强合同的约束性。”沈仁康说，这对银行来说，解决了很多风控难题。

　　疫情期间，正是在金融科技加持下，该行平台化服务战略优势尽显。线上化、平台化的金融服务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围绕核心企业做活了供应链、产业链，帮助企业保住订单、恢复生产。

　　尽管区块链技术还有待解决标准等问题，浙商银行仍打算不遗余力完善相关业务和产品，将金融科技应用到各业务板块，贯穿至风险控制、内部协同管理等环节。

　　市场认为，金融科技在银行业务中创新应用，有助于提升估值。而在沈仁康看来，银行的价值最终要得到市场认可，关键在于银行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能力。

　　最近几年，大部分上市银行估值一直处在低点，究其原因，一是外部宏观环境，经济转型带来的问题，最终由银行“买单”，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有顾虑；二是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是否能顺应改变，市场留有问号。

　　浙商银行也不例外，估值尚处在破净状态。对此，沈仁康表示，首先仍要保持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战略定力；同时，将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服务客户的价值，并建立与平台化服务相适应的授信评审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只有服务好民营、小微，才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终提升浙商银行的特色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沈仁康说，“我想浙商银行的价值会逐步体现在股价上，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