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更多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

　　《国际金融报》：美股暴跌，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巨幅海啸。您认为，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是否已经到来？

　　付鹏：2008年金融危机，源自于底层房贷生成有毒资产次贷资产包，传导在金融机构负债表造成的广泛的风险传播，引发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后导致的金融资产大面积的减计。

　　而现在的情况和2008年有一些不同，更多的是源自于对于未来长期增长的担忧和长期负债式通缩的忧虑，引发资产的估值、盈利等预期的调整，而由于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充当了最后的借款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其实已经大幅度降低，更多的是经济衰退的风险和危机。

　　《国际金融报》：市场波动之下，美债收益率首次全线低于1%。过去一周，中美国债市场收益率亦经历暴跌。您对下一阶段中美国债收益率怎么看，是否会再创新低？

　　付鹏：中国经济的转型，从高增长高通胀高利率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转变，这是大的趋势和方向。随着全球债券收益率全线下沉，利率差已经演变成为了汇率战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疫情或许是中国债券收益率打破固有底线思维的一次契机。

　　《国际金融报》：如果全球市场进一步波动，甚至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外汇市场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人民币汇率会呈现怎样的走势？

　　付鹏：如果中国恪守利率水平，那么汇率将承受利差支持，面临升值压力，但这在全球环境下并不利于我们的外部需求。

　　市场和政策形成严密对赌关系

　　《国际金融报》：可否研判我国一季度GDP增长情况？如何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恢复生产可采取哪些支持措施？

　　付鹏：GDP增速其实一直是在稳定中下行，这是过去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疫情催化会加速下台阶。

　　中国过去10年整体方向和思路是对的，路径清晰：经济转型，往高附加值去努力，产业政策和金融配套都聚焦于此。因为我们维持经济高增长高通胀的要素在消退，将来必然面对低增长低通胀。

　　要保证不爆发系统性风险，在稳定的情况下完成转型，而稳定的手段无外乎还是货币、财政政策，降息降准，基建、专项债，减税等手段，我们过去十年干的就是这个事。

　　但是稳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强的负面性，我称之为对赌关系，在市场和政策之间形成严密的对赌关系。当政策的负面效应被牢牢地把控住，就会形成极强的对赌关系。

　　我们在稳经济的道路上搞基建、房地产，扩大消费，从本意上讲，改善居民生活、交通，出发点是没错的，但资本的独立性会推着人民朝金融性资产去走。政府政策的边际效应在这时就会大打折扣，经济转型的效率就会很慢。

　　过度解读A股大规模资本涌入有失偏颇

　　《国际金融报》：油价崩盘引发的全球股市踩踏式暴跌正在上演。有观点认为，A股、人民币资产有望成为全球资金避险港。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付鹏：先解释一下自由流动下全球的套息流动。比如日本，大量借入日元，买入高息国家的资产，通过货币互换锁定汇率波动的风险，吃定利差。现在对于中国，十年期国债2点多，理论上大量的外资想买，但是他们通过什么来锁定中间隐含的汇率成本？中国这里是不是纯自由流动的市场？

　　虽然中国对外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但还不是全开放的，过度解读资本流动会大规模的涌入，有失偏颇，有限的流入比较准确。

　　《国际金融报》：长期来看，金融资产配置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您对时下热议的“新基建”怎么看？

　　付鹏：短期内防御，中长期依旧是配置高附加值。

　　具体来看，防御类即现金类资产管理、债券、类债券类股票、黄金、高股息分红的股票；未来高附加值即产业ETF，关注5G、信息技术、芯片等领域。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