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由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唐建伟和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共同撰写。唐建伟表示，由于财政政策见效快且具有较强的定向调节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上应发挥主导作用。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更需要财政政策定向帮扶。

　　他同时表示，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仍然充足。通过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和压缩不必要的支出可以释放大量财政存量资源。考虑其他财政收入来源后中国财政收支压力并不大。通过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财政赤字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建议发行特别国债来设立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1998年8月份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是2007年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

　　唐建伟表示，这一机构的设立，既可以保障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各项政策顺利实施，又可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还可以弥补目前三大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没有惠及的中小企业。

　　此外，唐建伟表示，疫期和疫后财政政策应各有侧重，综合施策。当下，加大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要好于减税。建议财政应该更多地通过扩大支出来应对疫情，通过财政补贴、直接退税、财政专项资金等，对疫情防控主体给予财政支持。疫后则更多要利用减税、为鼓励投资而减少管制等措施来支持企业扩大投资，提升有效需求。一是采取减税降费和定向补贴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供给恢复；二是财政政策积极扩大消费和投资，促进有效需求增长。

　　从更长时期来看，财政要通过加大在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和公共领域的投资来提升整个社会的公众基础设施，提升国家、社会以及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