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这几年成都先导一直在研发自己的新药管线，这有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是我们转让的一些新药研发项目已经拿到了临床试验批件，对于国内药企来说，这相当于已经把新药研发的早期风险降低了很多。第二，对于成都先导来说，这意味着除了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成都先导又多了一种业务和盈利模式，对白云山的项目转让是成都先导零的突破，印证了成都先导一直以来的投入到底有没有结果。第三，我们进行自主新药研发或者新药项目转让，是想避免只做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的单一模式，把分子库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这样既是对我国药物工业的贡献，也是成都先导业务的延伸。

　　NBD：成都先导是否有独立进行自主新药研发并进行商业化开发的计划？

　　李进：新药研发的特点是越往后期，成本和资金需求就越大。成都先导还是一个体量相对比较小的公司，如果这个节奏把握不好，研发支出会大大增加。此外，成都先导还是一家上市公司，因此对收入和利润有基本的要求，在维持正常经营的同时，我们会有节奏、有控制地进行一些新药研发。其中大多数项目会进行转让，中长期阶段内会有选择地将一些品种发展到商业化。

　　NBD：您怎么看目前国内自主新药研发的情况？

　　李进：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可以说发生了巨变。巨变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有关部门出了一系列政策，这是国家层面对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在这样的大政策之下，药物行业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一致性评价政策、新药审批制度、还有科创板这种允许亏损企业上市的制度，都在反映行业的巨变，向更创新的角度升级。

　　今年疫情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正在发生长足的进步。从新型疫苗的开发、抗体的开发等来看，实际上国内的新药创制并不是特别落后，与国际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这次疫情也让社会和公众对生物医药行业更加聚焦，随着关注度的上升和资本愈发支持，我相信未来国内新药创制与国际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国内做创新药应纠正一哄而上观念

　　李进：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是在由仿创向全球领先的创新转变的过程中，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仅需要行业的努力，更是一个宏观工程，涉及产学研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大学的医学专业要跟临床、跟行业结合起来，要有新的靶点、新的机制，然后用非常高效的工业化水平创造新的分子，快速进入临床品种上市。

　　此外，国内新药创制还要纠正一个观念问题，国内往往存在一个习惯，就是发现一个好东西之后，大家就一哄而上。但实际上做新药研发想的不应该是去竞争同质化的东西，而是寻找差异化，市场始终是奖励有真正差异的产品、技术和服务的。现在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国家医保政策也在变化，国家越来越愿意给有差异的产品买单，它的回报远远高于同质化的产品。

　　第三，目前国内医药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与国际大药企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国外一家全球排名前十的药物公司，每年的研发支出是几十亿美金，相当于几百亿元人民币，国内企业与之差距还相当大。

　　NBD：成都先导成功登陆科创板，您如何看待资本对成都先导这种前期投入大、效益收获周期较长的企业的作用？

　　李进：科技型企业确实做的是创新型的技术和品种，它需要时间，需要资金，自然而然它的创业进程必须与资本结合在一起。作为企业，你在享受资本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你能为资本创造什么价值，这是在企业和产品没有真正进入市场之前面临的较大考验。

　　科技型企业在得到资本帮助之后，最应该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问题、进而创造价值，资本也看得见这一点。能实现这一点的企业自然也能获得更多资本的青睐。

　　NBD：您认为什么样的科技型企业更能获得资本的青睐？

　　李进：从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资本寻找的是价值。

　　体现价值的因素包括你的科技、创新基础是不是够扎实，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就是看团队、看执行力、看独特性。第二，资本看回报，如果你拿了一大堆投资，但是在十年里没有任何产出或者阶段性的成果，资本看不到你的价值所在。第三，资本看逻辑，看你所属领域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所以科技型企业一定要做行业里选择到正确方向的细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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