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举措表明科技产业创造的新财富正变成有利的政策武器。“IPO税”这个代称并不准确，因为此举实际上并不是对科技行业征税，但这样却是很好的营销手段。而该提案正占据着旧金山的舆论，顺便把IPO进行了妖魔化的宣传。旧金山商会首席执行官罗德尼·方(Rodney Fong)表示：“这就是对IPO一词的公然污蔑。他们用了IPO这个词，人们就会认为这只是对即将上市的公司进行收税。”

　　上周，Uber司机就着公司IPO之际，将公司高管的高收入与自己的低薪资、微薄福利进行了对比。在Snap进行IPO之前，加州威尼斯的少数居民在Snap总部外抗议，称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而剥削居民”。Lyft在旧金山举行IPO会议遭到了抗议。显然，由于一家公司从私有过渡到了公众监督之后，IPO成为了一个脆弱的压力点。例如，Spotify由于在IPO前与各大唱片公司达成了长期交易，从而感受到了投资者的热议。

　　这一切都在敏感时机和敏感地点中暴露出来。在繁忙的IPO季节，硅谷正面临着大量的资金流动，一旦股权锁定期结束，成千上万的早期员工和早期投资者都会将股权变现，一举成为百万富翁。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剧，这种不安也已经普遍存在了，尤其是在旧金山这样的地方，无家可归的人和亿万富翁之间往往只相隔几个街区，使得这种情况更加微妙。

　　起草提案是最简单的办法吗？

　　加州有关方面预测，今年的科技IPO相关税收约7亿美元，其中不包含新的IPO税。起草该提案的旧金山主管戈登·马尔(Gordon Mar)表示，IPO税不是他的营销手段，他也并不想迎合技术怀疑论者。他在采访中表示，这只“为了大众”。马尔的愿景令人钦佩：他试图在前两年从拟议的税收中筹集1亿至2亿美元，促成建立“共同富裕”基金，以解决旧金山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例如住房和教育。但马尔似乎已经有所退缩。

　　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实际上正在削减动议初稿中的税率。他承认，该项提案将对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上市公司的所有股票补偿进行征税，比如富国银行中获得股权薪酬的员工就会成为征税对象。

　　那么，为什么马尔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摇摆呢？他解释到，这是“让起草提案步入正轨的”的关键方法，但在匆忙之间会缺乏对细节的考虑，可能会让部分公司躺枪，也在科技界引发了广泛的混乱。他说：“我的理解是，该提案影响很小，而对IPO的公司有较大影响，因为只有这类公司的员工股权比较集中。”

　　起草过程中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提案一旦通过，即可对股权征税，即便股权还未获偿。当问及马尔这是否有意为之时，他表示，一开始他并没有完全理解这种差异。他坦言：“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股权，所以我也不是非常理解。”如果商会能够说服马尔改变提案，那么也许他们会避免一场政治斗争。但截至目前，马尔似乎得到了监事会的支持，有望在11月向选民公布提案。

　　2018年的战斗再次重现

　　这场关于IPO税的斗争还存在着一个爆炸性因素。2018年底，选民们通过了提案，同意对旧金山部分企业征税，以筹集资金解决流浪者的住房问题，而科技公司也因此相互交战。2017年，湾区的住房问题已影响到2.8万多人。

　　商界也在探讨潜在的法律挑战。一些专家表示，这样的追溯税如果在11月通过，将于2019年5月7日，也就是Uber进行IPO的前一天追溯生效，也就是所谓的追溯立法，其实是违宪的。立场保守的税收政策分析师贾里德·沃尔查克(Jared Walczak)表示，联邦法律中关于税收的法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灰色地带，也就是追溯问题。

　　硅谷准备接招

　　与此同时，硅谷必须为可能到来的现实做好准备。旧金山商会及批评人士预测，如果该提案获准，更多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改变薪酬办法，也就是将股权激励转向现金补偿，如果企业势头很好，这将变相提高员工的收入上限。

　　当地财富顾问表示，最近几周，他们的客户一直询问该项提案，静观其变，等待着11月的最终结果。但实际上，员工们自身无能为力，他们也不能强迫老板离开旧金山，虽然担惊受怕也无可奈何。

　　虽然商界不希望公司收拾行囊迁移总部，但这可能会影响未来创企的选址。在旧金山工作的生物技术风险资本家罗伯特·内尔森(Robert Nelsen)说，他支持城市公司缴纳更多的税款用来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但不是以这种方式。内尔森说：“其实最不稳定的税收就是IPO税”，因为他担心，旧金山在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获得任何收入，但在牛市中又拿到太多。而且他预测，这将变相鼓励创企在旧金山外围设立总部，“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选择权，而且把公司放在四、五英里之外其实很容易。糟糕的税收政策仿佛是病毒性的疾病，而且很难摆脱。”

（文章来源：猎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