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理性预期理论，超预期的政策干预才会产生效果。最近一个月股市的反弹，主要来源于对政策工具预期的变化，在国内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丰富程度的再认识，在国外是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节奏的再认识。严格说来，宏观预期没有太多变化，但政策预期发生了微妙变化，功效在预期引导上。

基金掌门人更要有全局思考

　　基金是一种资金募集和受托投资方式，基金管理公司本质是一种商业模式。基金经理的工作以投资为中心，产品思维、净值思维是必须的。但作为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掌门人，除了了解行情冷暖，更需要的是机构思维、市场思维。需要经常性停下来思考，同业竞争合作关系，利益相关方的关切，乃至整个基金业的生态。

　　牛市的基础是市场信心全面振奋，结构性行情的基础是至少局部恢复，谨慎地说后一个条件现在也只是略微看到了曙光。我们不得不再度面临一个需要灾后重建的市场环境，不得不再度面临一个黄金比信心更重要的市场状态，冬日里即使是一缕曙光也是好的。但这个信心恐怕不只是对股价或者指数的信心，立足自身、面向全市场应该有更广泛的内涵。

重建投资者信任

　　基金最大的利益相关方就是投资者。无论公募还是私募，其主业都应该是基金管理，投资者都是衣食父母。

　　遥想一年前，携2017年历史罕见的白马蓝筹牛市，基金募集热情一度沸腾，尤其是部分明星基金，几十甚至上百亿募集规模，开售即秒光。尽管2018年的熊市有各种客观原因，但基金业无论私募还是公募，全行业性普遍的业绩不理想同样也是客观现实。

　　从某种程度来讲，在过往近20年的基金业发展里程中，可能还没有哪年对投资者信心的冲击有像2018年这样大。基金经理对2019年股票市场行情的期待，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修复产品净值、重建投资者信心的迫切心理。

　　与2014年相比，同样是货基和银行理财收益率下行，虽然全社会财富总量依然在增长，但潜在可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边际上减少了，靠货币开闸驱动一轮牛市的条件削弱了。在这种环境下，保持管理规模对保持竞争能力有重要意义，保住存量客户也愈发比开发新增客户更重要。

　　与基金经理一样穿越牛熊成熟起来的投资者，不仅会根据业绩用脚投票，也会更加关心策略类型、市场容量等诸多细节，倒逼基金去重视维护投资者关系。与投资者沟通的频率和内容都需要增加，可以说净值曲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恢复机构间信任

　　在多层次金融市场中，机构与机构间的相互信任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信任是开展合作的基础，也是市场流动性的基础。然而，目前这种信任可以说相当脆弱。相对权益市场，固收市场金融链条长得多，任何一个环节断了都会有整体影响，更何况现在还不止一个环节。

　　2018年债券市场违约量明显上升，2019年开年更是重大违约迭出，一年多以来踩雷的有公募也有私募。在股票市场悲观氛围略有缓解之时，债券市场焦虑情绪却有增无减，从担忧标的信用风险，到担忧产品净值滑坡，再到担忧机构生存能力，直至担心市场风险连锁，与近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高度宽松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资管新规的严格约束下，杠杆上限已经被定死，信任决不可轻易动摇。更广泛来看，不仅是固定收益市场，整个资产管理行业也面临着类似课题，特别是在风险偏好总体收缩的背景下，机构间的合作总体处于异常谨慎的状态。政策未限制的领域，金融创新也基本停滞。如何打破这种僵局，2019年以及今后若干年，这是摆在各类金融机构面前的一项关键任务。

　　过去，信任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白名单和黑名单，正在自然发展成资管机构的信用标签和市场通行证。更进一步的将是评级和授信，打个形象的比方，就是只有A1照才能开大客车。由于国有四大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金中介和销售渠道地位，其准入和授信将是尤其高价值的。

赢回监管部门信任

　　最后但决不可忽视的是赢回监管部门的信任。2016年以来监管政策跌出，主要针对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市场的乱像迭出。资管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许多行为偏离了资产管理主业，与宏观周期相叠加，形成了搅动全局的系统性风潮，例如公募的基金子公司、私募的通道业务，等等。

　　这使得遏制过度创新、防范监管套利这根弦，在中央高层脑中始终处于紧绷状态。尽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适应市场运行实际，部分政策从征求意见稿到正式稿有了一些微调，但严监管、放风险的政策主基调没有变化。不能因为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时阵痛和调整，就以为监管层会放缓规范化、制度化的脚步。

　　确切地说，这一认识，是融洽监管部门和被监管机构之间界面的关键所在。绝不能像过往多次周期性反复那样，滥用金融深化的制度供给，不断试探政策底线，直至推过监管红线。

　　在投资环节必须正确理解政策意图，不能过度透支政策预期，将对金融市场的呵护理解为放纵，这种做法与投机其实并无本质差别。我们应当更多思考的是，作为基金管理机构，如何贴合政策导向，在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基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