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证券法“投资者保护”专章的主要内容包括：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有针对性地作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允许特定主体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建立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等。

　　“资本市场实施注册制须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为落实信披责任，更需配套严厉的追责机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认为，本次证券法修订明确引入了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这顺应了市场呼声，并有望进一步提高对信披违法行为的综合处罚力度。

　　具体来看，新证券法充分发挥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如允许该机构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的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对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并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即“默示加入”“明示退出”规则）。

　　对上述制度安排，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何海锋表示，在前不久最高法发布的“九民纪要”（即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就对证券虚假陈述类诉讼的代表人诉讼程序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也引入了“示范诉讼”等实践中较为有效的做法，但总体上还未突破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代表人诉讼的规则。

　　何海锋认为，此次证券法修订的重大突破在于：在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代表人诉讼的情况下，按“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规则处理。这与其他国家的集团诉讼机制较为接近，但代表人的主体（投资者保护机构）是特定的，体现了立法的谨慎性，在具体运行上还需做好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

　　“一直以来，证券民事诉讼都有着涉及投资者人数众多，单个投资者起诉成本高、起诉意愿不强等特点。”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毕英鸷认为，中小投资者尤其是散户维权难是此前多年未解的难题。而新证券法明确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规则，提起代表人诉讼，代投资者维权，大大减轻了投资者的诉累。再辅以公告登记等方式，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能够大幅提升投资者保护力度，提高投资者司法维权的意愿。

　　结合司法实践来看，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认为，由于证券市场涉及投资者众多，可考虑结合上海金融法院等的示范诉讼的既有成功实践，就代表人诉讼先授权在少数几家法院进行一定期限的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