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公布了前三季度经济数据，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继续领跑GDP榜单。榜单背后，体现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湾区的“你追我赶”。
而数字经济，正是上述创新城市(行情300778,诊股)、城市群近年来大力发展和进行升级的重点领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CIDG）联合领英中国，于近日发布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关注数字经济并首次从人才视角切入，聚焦全球26个城市及11个城市群的数字人才，分析对比其数字人才就业现状、技能特点和流动情况。
围绕《报告》中提到的国内城市群间的数字人才流动率高于国际水平等问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领英中国总裁陆坚一同接受媒体采访并剖析其中原因。
大力引进人才，会是数字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捷径吗？“数字经济不是空中楼阁，一定是建立在过去的工业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陈煜波教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它跟过去的招商引资不一样”。
城市数字化转型依赖既有行业优势
数字人才的行业分布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侧重点。《报告》显示，纽约和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金融行业数字人才比重高于其他城市，而广州和深圳作为全球重要的商业和创新中心，其消费品行业数字人才比重较高。
陈煜波认为，“人才是数字经济一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当前所有的城市都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建设，也更加重视人才的作用。“但数字经济不是空中楼阁，一定是建立在过去的工业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他谈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此次与领英合作推出《报告》，目的之一也是为各地政府提供参考，“（政府）现在招商引智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产业特色所结合”。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报告》所统计的全球城市中，如从数字人才在单一城市的内外流动情况来看，人才吸引力最强的五大城市依次是都柏林、圣地亚哥（智利）、上海、深圳、班加罗尔。而有七个城市数字人才流出大于流入，分别是北京、费城、广州、巴尔的摩、伯明翰、南京和天津。
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其数字人才流出大于流入，这样的结论或许与公众的日常认知不同。
“北京几乎是集中式的ICT产业（信息和通信技术），像制造业、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这样的产业在北京的发展空间不那么大，可能就要去长三角和珠三角。”陈煜波表示，“包括一些做数字商贸、零售产业的，很有可能去广州或深圳，在北京也很少”。
此外，北京数字人才净流出这一现象，也被陈煜波认为是与近年来北京的相关疏解政策有关。而在这一过程中，同处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要比长三角及粤港澳湾区更有吸引人才的优势。
领英中国总裁陆坚则认为，一个城市想要吸引更多的数字人才，必须要有一家龙头企业，“比如‘杭漂’，因为杭州有阿里巴巴，在美国大家会流向西雅图地区，因为亚马逊的总部在那里”。
融合行业数字化转型正加速
《报告》特别针对各城市数字人才在ICT基础行业和融合行业的比重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当前数字人才在ICT融合行业的比重要高于ICT基础行业。而在主要的ICT融合行业中，数字人才占比最高的依次为：制造、医疗、金融、公司服务、消费品、教育、媒体通讯。这个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在从ICT基础行业向传统行业渗透延伸。
对此，陈煜波介绍，数字化转型最早是由ICT行业带来的，依靠的是ICT行业的人才的溢出效应。“通俗来讲，这些互联网的人才跳到了制造业才能加速数字化转型，只靠本身行业自己的培养肯定是来不及的。”
此外，陈煜波认为，不同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人才也是不一样的，“制造业数字人才的净流入几乎来自于各个行业，最重要是软件行业。但金融业的数字人才几乎大多数全是来自于软件行业”。
对于为什么能够找出上述发现，陆坚介绍，《报告》所收集的数据来自领英的会员档案。“从我们的平台来看，很容易看到有几类数据，一类是技能的分布，比如说有AI技能的人，他们都在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域。还有一类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流动，他现在是这里工作，但他两年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跨行业甚至是跨地区的人才流动数据。”
而基于领英的数据，费城、纽约、伯明翰、曼切斯特、伦敦、香港这六大城市中ICT融合行业数字人才比重最高，都在80%以上。
同时，《报告》显示，北京和上海在金融、制造和公司服务业拥有较多的数字人才。广州在制造、消费品和公司服务业，以及深圳在制造、消费品和金融业都吸引了较多的数字人才。
中国数字人才流动的与众不同
当前，我国城市群建设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在国际上，同一城市群内，常常是数字人才流动的主要区域。《报告》显示，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英国-爱尔兰城市群和德国城市群中，数字人才区域内流动的比例均超过60%。与此同时，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则呈现相反的趋势，数字人才对区域外的流动比例超过区域内。
陈煜波认为，上述特点与城市群本身的数字经济发达程度存在关联。“（国外）虽然说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相对来说发展都比较充分。而国内现在相对来说，不同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达程度还是欠缺多样化，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城市群间的数字人才流动率大，事实上与近两年来全国多个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等政策原因也有关联。但对于政策导向与市场导向的作用，陆坚再次表达了核心龙头企业的在一个城市的作用不可忽视，“几年的发展，整个区域的经济都活跃起来了。”
“目前应该是市场驱动为主。”陈煜波告诉记者。“不是说吸引人才的政策不好，而是（某些）城市数字经济产业的承载力和现在的数字人才储备相比，人才储备还是过剩的。”他进一步举例说明，相比国内一些高教发达、人才储备很强的城市，“杭州和深圳产业的需求是远远超过人才本身的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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