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来自一行两会的官员和经济学界知名专家齐聚第十届财新峰会，就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改革释放增长潜能、数字货币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谢平等均有精彩发言，证券时报记者梳理核心观点以飨读者：

　　阎庆民：“四个结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更是证监会系统的重大任务。证监会已经制定并下发了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明确了具体任务和完成时限，大概花三到五年的时间来完成。”阎庆民作出上述表述，并就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行了重点论述。

　　阎庆民表示，资本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制度规则、监管实践等方面努力探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要清醒的看到，资本市场仍存在“四个不”，即不成熟的投资者、不完备的基础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还不能很好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阎庆民表示，当前资本市场的改革共识已经充分形成。今年以来，按照新发展理念，证监会组织专门力量，围绕市场反映比较集中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形成了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目前正在紧锣密鼓逐步推进。这是今后市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阎庆民表示，对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监会强调四个结合：一是企业内生发展与外部促进保障结合，突出上市公司第一责任，丰富外部制度供给；二是优化增量与调整存量结合，把好入口与出口关；三是解决突出问题与构建长效机制结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四是监管本位与协调推进结合，抓好精准监管，强化政策协同，推动形成强大合力。

　　阎庆民强调，上市公司质量提高首先在于上市公司本身主观能动性的提高。上市公司担负着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直接责任、第一责任。同时，证监会也提倡“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立法和司法机关、宏观管理部门、产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在制度供给、财税支持、执法协作、风险处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投资者也应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和监督，依法依规行使股东权利。

　　阎庆民指出了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场整体向好时，潜在问题容易被掩盖，但形势变化时，问题和风险开始暴露，其根源都与上市公司治理相关，如当前上市公司大股东高比例质押、资产占用、违规担保等，反映出上市公司治理独立性不够、治理失效、内控缺失等深层次问题和道德风险。

　　在完善信披制度方面，阎庆民强调，在信息披露中应增加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承担的内容，作为信息系统的基本框架。对违反环保重大监测的上市公司强制要求进行披露，对没有列入重点监测的企业采取鼓励或“半强制”披露的方式。当下，我国已经在实践和遵循OECD等国际监管组织和多边组织的标准和要求。

　　对于危害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等侵害第三方和侵害公众行为的上市公司应当强制其退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寻求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平衡。

　　针对当前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阎庆民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在全体上市公司中组织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通过自查自纠、现场检查和整改提升等分阶段工作，切实推动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周亮：监管要敢于碰硬不当稻草人

　　“打铁必须自身硬。监管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要敢于碰硬，不当稻草人。”周亮如是说。

　　周亮表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永远在路上。银保监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新思路、新举措，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确保金融安全稳健运行。当前，银行保险业总体运行稳健，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金融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金融监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在当天会上，周亮就银保监会在改革监管体制机制、创新监管方式方法以及打造监管“铁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详细阐述。他表示，银保监会组建以来，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加快机构、职能、人员全面融合。补齐监管制度短板，消除监管空白，近两年共发布100多项制度。坚持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强化监管穿透，打击监管套利。银保监会主动与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加强监管协调，无论是“有照行车”、还是“无照驾驶”，均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深化简政放权，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加强横向纵向联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监管的覆盖面和有效性显著提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贪婪与恐惧只有一线之隔，治理金融乱象，必须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两年多来，银保监会系统共罚没超过65亿元、处罚违规人员9000余人次，超过前十年总和，形成了有力震慑。”周亮称。

　　在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方面，周亮指出，银保监会注重提高风险识别的前瞻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避免小隐患拖成大风险。对银行保险机构进行全面体检，把握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区分不同情况，优先处置可能引发高风险的隐患。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建立合理的损失分担机制，防范道德风险。把握好处置风险的力度和节奏，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防止发生次生风险。

　　此外，打铁必须自身硬。周亮表示，金融领域利益大、诱惑多，作为监管者，时刻存在被围猎的风险。我们在监管处罚时难免会有人说情打招呼。监管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要敢于碰硬，不当稻草人。要加大金融反腐败力度，“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坚决清除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的害群之马。树立大局意识，弘扬专业精神，提高驾驭严峻复杂局面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敢于监管、善于监管、廉洁监管的“铁军”。

　　刘世锦：明年要逼出平时不容易推出的改革重大举措

　　“改革是慢变量，影响中长期增长，但在特殊情况下，改革也可以影响短期增长，明年大概就是这样的特殊时期。”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要逼出一些平时不大容易推出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刘世锦认为，目前要把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新结构性动能调动出来，深化改革开放，释放被抑制的增长潜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重点所在，要点是开放、提升要素市场，切实保护各类产权，加快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对于应如何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刘世锦建议，加快推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重点关注城里人下乡。“进城”与“下乡”相融合，大都市圈的发展才有动力。这方面的“卡脖子”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可考虑在保障农民利益、尊重农民自主选择权、获取土地收益后优先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在城乡结合部开展农村宅基地对外部流转的试点。

　　刘世锦还认为，在对外开放上要有更大的前瞻性举措。把自贸区开放和国内改革相结合，把国际谈判中的一些相关议题，比如公平竞争、产业政策、补贴、知识产权等，可以在自贸区率先改革、主动改革，还可以在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穆长春：全球性稳定币会放大风险 当下不宜推出

　　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更迭和进步，全球央行面临的挑战不再仅是如何让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效力，私人部门参与的数字货币发展新趋势，正在撼动着央行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权威，令各国央行充满担忧和警惕。

　　自今年6月脸书(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至今，全球金融学界和各国央行对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性稳定币的讨论热度不减，担忧的论调占据了主流，要对私人部门参与的全球性稳定币实施严格监管则成为多国央行的共识。穆长春详细阐述了全球性稳定币存在的风险，以及中国央行要先发制人推出数字货币(DCEP)的政策考量。

　　不同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所存在的币值高波动性、投机炒作盛行的缺陷，Libra更像是非主权数字货币的2.0版本，也就是全球性稳定币。按照Libra的愿景，通过与一组资产进行挂钩来稳定币值，借此推动全球支付(尤其是跨境支付)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普惠的方向发展。

　　不过，看似比初期加密货币进化得更高级的非主权全球性稳定币，真的可以令人安全放心的在世界推广吗？各国央行并不这么想。谢平指出，对于非主权的全球性稳定币，在今年10月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20国央行公开声明称，全球性稳定币发行的前提，必须是解决了反洗钱问题、反恐怖融资问题、诚信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这实际上是把非主权的稳定币，特别是用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非主权稳定币暂时冻结了”。

　　从掌握着主权货币发行职能的央行的视角看，由私人部门参与的非主权全球性稳定币存在着诸多潜在风险。穆长春表示，全球性稳定币对公共政策和监管形成了诸多风险，比如法律确定性、治理、反洗钱、反恐融资、反大规模杀伤武器监管、支付系统安全、市场稳健、个人隐私与信息保护、消费者/投资者保护、缴税合规等。如果稳定币扩展到全球范围，将放大其对于公共政策产生的挑战和风险，也可能产生新的挑战和风险。因此，在法律、监管、风险控制等问题未解决之前，当下不宜推出全球性稳定币。

　　穆长春进一步解释了全球性稳定币会放大风险的原因。他表示，一是全球性稳定币的应用会削弱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全球性稳定币的发行者一般为大型科技公司，网络效应将导致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同时，稳定币的闭环体系可能会抬高市场准入门槛。

　　二是全球性稳定币生态系统存在信用、期限和流动性错配及操作风险，可加剧国内货币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加剧危机的跨境传导。全球性稳定币很大程度上依赖运营者的信誉，一旦出现风险事件，做市商是否有能力稳定币值存疑；而抵押资产储备不透明、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界定不清，储备资产未独立托管等也会引起挤兑。

　　三是如果全球性稳定币用于支付，一旦出现系统中断，会导致市场金融波动并影响实体经济活动。在市场承压时，如果稳定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替代，将冲击国家货币主权等。

　　此外，穆长春还认为，全球性稳定币一旦推出，会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影响。例如，如果全球性稳定币广泛用于价值贮藏工具，国内货币政策对这部分资产的收益率影响有限，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将处于弱势。如果全球性稳定币支付利息，那么利率是由篮子货币所决定的，这将进一步削弱本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对本币不在篮子货币中的经济体影响更大。如果全球性稳定币和本币自由转换，稳定币利率将影响本国内存贷款利率的确定，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等。

　　穆长春、谢平、黄益平：从Libra看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的可能

　　对各国央行来说，或许他们早已看清大方向。尽管当前的非主权全球性稳定币的构思仍显稚嫩不完善，但私人部门参与数字货币发行仍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加强监管、先发制人成为央行占据数字货币时代主导权的必然选择。

　　穆长春建议，应对可能存在的监管漏洞进行全面评估，以最高标准对稳定币进行监管，并推出新标准。私人部门开发稳定币需遵守国际及不同国家法律法规，满足来自监管、治理结构及风险管理的最高标准要求，明确参与者对稳定币的权利和义务，清晰界定治理结构和投资规则，并充分披露。

　　Facebook计划推出Libra，也让市场更加关注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和条件。在当天的财新峰会上，多位专家对私人部门能否运营公共产品提出各自见解。穆长春认为，私人部门可以提供，但前提条件是其必须要纳入法律监管框架中；同时，私人部门要有公德性，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这就要求公共道德水平要高，如果没有这种公共意识，私人部门是不能运营公共基础设施。

　　谢平认为，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应有三个条件：一是解决收费问题；二是严格监管；三是要有公益心，有较高的道德水平愿意为公众提供服务。但第三条是很难达到的，只有在强监管下才能实现。

　　除了要对私人部门参与的非主权全球性稳定币加强监管外，央行自己发行数字货币也是先发制人的办法。穆长春就表示，各国央行也应在各自法律辖区内对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s)成本和优势进行评估。

　　人民银行之所以很早就在布局推出DCEP，就是为了避免人民币被非主权全球性稳定币侵蚀。穆长春称，如果人民币不可兑换，就会和弱势货币一样，必然受到全球性稳定币的侵蚀。唯一有效的应对，就是保持和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篮子中的地位，争取继续提升成为强势货币，才能抵御住全球性稳定币的挑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未来的数字货币时代，可能是多种数字货币同时并存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在短期内很可能还是各国央行各自发行的数字货币占主导。“如果要有稳定币，我还是支持由IMF按照SDR来发行，简单来说理由只有一条，货币体系无论怎么发展，一定的中心化程度是必须的。”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