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今年以来，陆续有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证券时报记者从消息人士获悉，10月24日下午，国家开发银行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将由广东省原副省长欧阳卫民出任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并提名出任行长；郑之杰不再担任国开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行长任免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章程办理。

　　据不无完全统计，除欧阳卫民刚刚回归金融系统外，目前在任的金融副省长已有15名，绝大多数人事调动集中在2018年以后，近两年任命的金融副省长人数多达12人。由于这一时点恰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三大攻坚战开局，有观点认为，密集任命有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考量。

　　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有效金融资源助力；同样，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离不开对实体经济发展更深刻更接地气的了解。具备深厚专业背景的金融副省长，是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专业型官员，可以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化解地方金融风险，解决实体经济、社会民生领域发展的痛点难点。

当前在职金融副省长一览制表：孙璐璐

　　群体画像：高学历、年轻化

　　如果对金融副省长群体画像，高学历、年轻化是基本特征。15位金融副省长赴任地方之前，几乎均担任过五大行的副行长，或者在金融监管部门任职多年。从学历看，他们当中有13名博士，其中经济学博士有8名，甚至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的亮眼“学霸”。

　　和以往省级副职官员相比，这群金融副省长相对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70后有6人，分别是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张立林、李波、葛海蛟，这在省级干部群体中并不多见。

　　从地域分布看，可谓通盘考虑、均衡布局。既有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大省，要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有在辽宁、吉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担起金融助力东北振兴重任，还有在山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谋划崛起之势。此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也均有安排金融副市长。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后续仍有四大行副行长有望赴任地方，金融系统为地方输送专业型官员的渠道将愈发畅通。

　　有资深国有大行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近些年来恰逢不少省部级干部到龄退休，亟待中坚力量补位，无论是地方经济发展，还是防范化解风险，两者的综合协调都离不开金融。在大银行、金融监管部门成长起来的干部，大多政治素养过硬，专业能力很强，自然成为金融副省长的合适人选。

　　金融系统的专业人才到地方任职并非近两年才有的新鲜事，中国金融业的一些风云人物此前都有主政地方的经历，在金融系统与地方之间实现“折返跑”。比如，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曾担任过5年的天津市市长，后出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郭树清曾从证监会主席转任山东省省长，后又回归金融系统担任银保监会主席；现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同样在金融系统与地方政府之间实现了多次“折返跑”。

　　在金融系统内部，金融干部到地方挂职历练比较普遍，这也算是金融系统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常态化机制。不同于金融副省长这类高级别的人事调动，金融系统干部挂职多是处级干部，金融监管部门、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等机构的处级、副处级干部通常会到区县一级挂职地方政府副职，挂职交流两三年后再重新回到金融系统原单位。

　　近两年来，除了在原有的常态化干部交流机制外，厅局级以上金融人才提拔变得密集。今年以来，前期赴任的金融副省长也开始陆续回归金融系统，如农业银行“老将”刘桂平在出任重庆市副市长近3年后，于今年初开始担任建设银行行长；在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职近8年后，央行“老将”欧阳卫民也将出任国开行行长。另有分析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目前在任的这些金融副省长不排除未来几年后重新回归金融系统担任要职，实现金融人才在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向流通。

　　全新使命：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责任

　　相比于其他省级官员，金融高官赴任省级干部，可以凭借着自身强大的金融资源调动能力，有的放矢地拆弹地方重大金融风险，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北京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广州市之所以能走在主动化解P2P网络借贷风险的全国前列，离不开欧阳卫民在广州市工作期间，提早捕捉到P2P风险，并通过引进专业人才，运用大数据实施监测防范资金流动风险，早在2017年就主动刺破个别P2P网贷机构的风险，实现网贷风险稳妥有序化解。后来，广州探索的这套金融风险监测防控的大数据平台，也被其他省份引入使用。此外，在对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整顿中，广东省也在全国较早通过建立行业协会、完善地方监管机制等方式及时“点杀”风险。

　　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要坚持中央统一规则，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问责。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2018年以来，各地陆续挂牌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对“7+4”类机构的监管，即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依法依规实施监管；并强化对辖区内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的监管，严格限定经营范围。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各地金融监管局挂牌，地方金融监管被赋予更高的监管权限和监管职能，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员，这波副省长的密集任命是顺势而为。从已公开的部分省政府领导班子工作分工看，大部分金融副省长就主要负责联系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一行两会”派出机构和驻本省金融机构等。

　　特殊能力：调动金融资源惠及地方

　　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责任需要金融副省长主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助力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副省长所特有的金融资源协调能力。

　　从大行副行长“变身”地方大员，凭借自身专业金融素养支撑，金融副省长的角色转换非常自如。

　　刚刚履新贵州省副省长不满一月的工商银行原副行长谭炯，于10月18日带队到上交所举办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引发债市较大反响。谭炯在恳谈会上表示，会坚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重大关口，按照谁举债、谁负责，市场化、法制化、平等和风险共担的原则，加快推进投转入，盘活债务对应资产，着力化解债务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就如何化解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及如何强化新增企业债券的全链条监测等具体问题提出政府应对举措。不少债券从业人士反映，贵州省此举利于稳定投资者预期，有助于稳妥化解债务风险，甚至有分析师点评称“城投‘信仰’再获充值”。

　　履新辽宁省副省长仅3个月有余的建设银行原副行长张立林，10月15日出席“金融助振兴—辽宁行动”主旨会议，并代表省政府分别与国开行、五大国有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辽宁省政府还就下一步全面服务实体经济、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持续优化金融环境等提出具体落实举措。

　　上述资深国有大行人士表示，不论是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有序化解债务风险，还是实现经济结构的腾笼换鸟，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金融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而信用有时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又是事在人为。金融副省长可以凭借所带来的金融资源和自身专业的金融能力让地方受益。同样，不同于一直在金融体系内部历练成长的金融官员，有过地方执政经验的官员重回金融系统后，其管理思路明显不同的一点，就在于更善于从综合协调的角度调动金融机构内部的部门间业务协同，并且对于动用金融的力量解决经济转型和社会民生的痛点有更多切实感受和行动。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