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监管环境下，券商投行主动加强了内部审核以适应监管要求，未来投行业务或进一步向大券商集中。

　　投行内部主动审核趋严

　　“现在投行执业越来越谨慎。”刘伟感慨道，其供职的券商对质控把关非常严，正在成立专门的内核质控部门，在原有的质控环节基础上多加一道专门的筛项目的流程。

　　刘伟介绍，以前也有过这种非涉案业务的“挂钩机制”，只不过这次更加明确。之前的挂钩只是监管部门内部的一个执行动作，但近期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3号》（简称“13号文”）明确了“同类业务”的界定范围，对“同类业务”做出扩大性解释，规定凡是需要证监会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都属于“同类业务”，与之前市场上的一些预期有较大出入。

　　“我们投行部上个月刚刚做了大调整，把原来内核的职能从质控部拆分出来，设立证券发行审核部，承担投行类业务内核等职能，现在整个投行委员会一片忙乱。”北方某中型券商投行部员工张成（化名）告诉记者，公司正就监管制度新变化进行反复学习讨论，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券商新设内部核查部门，是响应监管的一系列要求。在13号文下发之前，7月1日正式施行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简称“指引”）已经明确要求证券公司应当设立独立于投行业务条线的内核机构，且内核负责人不得兼任与其职责相冲突的职务，不**管与其职责相冲突的部门。“现在大家都一样，先把牌子挂起来，人员、制度慢慢完善。”张成表示。

　　投行业务向头部集中

　　“监管层把责任前置了，项目核查、保荐等工作责任更多地压在券商投行这端。预计券商会面临行业整合。”刘伟表示，其实近年券商投行业务的集中度已经在逐步提高，今年上半年的IPO等项目大都是大券商承做的，以后小券商想参与进来可能越来越难。

　　“将来做项目的时间肯定会拉长，小券商不容易生存，人员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没有优势。”刘伟说道，前几年西部某券商被处罚后，接连两年投行业务遭遇重挫，第一年还能勉强维持，第二年客户跟员工几乎都流失了。

　　“公司在四处拉项目，然而没什么结果。”张成介绍，“投行人员实际上已经是产能过剩了，末位淘汰会更严格。不仅我们，其他券商也是如此。”

　　“前两天公司针对投行业务考核召开了会议，会上火药味很浓。”张成透露，因涉及薪酬问题，大家互不相让。前几年公司为了扩大投行规模，曾寄希望于通过人才战略实现弯道超车，目前公司的核心投行团队都是那时候从大券商引进的。他们在业务上自主权相对较高，公司的保荐承销收入对投行团队的分成比例在业内也相对较高。早前靠过度激励来招揽人才的弊端也开始显现。“或许，人家一开始就是冲着钱来的。”

　　此前，监管层为杜绝行业内“重规模、轻风险”等现象，在《指引》中也特别就投行的过度激励问题进行了管制约束。业内人士认为，之前中小券商靠高激励挖投行业务资源的模式因此遭受挑战。一般来说，挖来的团队采取“大包干”模式，风险控制和内核较为宽松。在当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中小券商面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不排除部分人员回流大型券商。由于具有完备的风控和内核体系，投行业务将会进一步向头部券商聚集，券商投行业务的马太效应将会进一步加剧。

　　严打中介机构违法违规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对记者表示，在2017年以前，监管层对违规的保荐机构非涉案业务实行“挂钩机制”，目的就在于加大对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中介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提高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此次13号文对“同类业务”做出扩大性解释，从而对之前制度进一步强化。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层今年发布的一系列法规加强了执法力度，增加了券商投行等中介机构的违法成本，将会促使证券中介服务机构从源头上做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加强自身的自律性。无论是存量业务还是增量业务，中介服务机构都应在提交之前做好风控和合规，否则，不仅会带来业务上的萎缩和收入上的损失，还会带来声誉风险。对中介机构监管趋严也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缓解上市制度长期以来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去杠杆背景下，监管政策调整正不断地从‘打补丁’到‘补漏洞’，从加强自身监管到强化中介机构‘看门人’作用。”潘向东表示，在这个过程中，监管部门保持了监管定力，改进了监管方式，继续把依法全面从严监管推向深入，从而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理念的与时俱进和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将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券商人士认为，未来资本市场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制度越来越完善，市场越来越透明。随着严监管趋势的进一步延续，相关细则将会更加明确，投资者利益也将得到更大保护，从而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