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发布方建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采用类似于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的授权与职责，赋予它指导与建议的实质性权力，但保留中国特色。监管层应持续保持“强监管、严监管”态势，同时需要与市场参与者进行充分沟通，寻求最优监管节奏、最小化施政成本。股份制银行金融风险应引起金融监管层的特别关注。

　　金稳委可采用类似FPC的授权与职责

　　2017年1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在中国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启动之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联合课题组，对国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后形成的主流金融监管体制(英国双峰体制、美国FSOC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推进的“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建设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发布方认为，历经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英国采取了具有“双峰”元素的监管结构，成立了审慎监管(PRA)和行为监管(FCA)机构，也引入了一个宏观审慎监管机构，FPC作为上级单位，还包括财政部及其“丛属”单位。由于审慎监管局和金融政策委员会都隶属于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因此在金融监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美国基于法规的监管体系不同，英国的监管体系是基于风险与原则的，后者在金融体系不断变化的今天更具有灵活性。而且各个参与监管的部门有清楚明确的政策目标，同时有一套有效的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制定主体间的协调机制。

　　虽然英国监管机构的构建值得关注，但是英国模式更重要的元素是这种基于风险和原则的监管风格。英国监管制度凭此独树一帜且切合实际、机动灵活、与时俱进。基于这些基本观察，发布方对改革中国现行监管体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采用类似的以风险和原则为导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监管体系，并保持对新技术和新挑战的机动灵活性。二是利用现有的监管框架，通过设计更好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对日益增长的金融体系的监管。

　　为了实现根本的审慎目标、保持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且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发布方建议，金稳委采用类似于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的授权与职责，但保留中国特色。

　　具体地讲，其首要目标是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抗压性，而次要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它应该被赋予指导与建议的实质性权力，包括订立和解释法规等方面。它同时能够设定监管范围，并指定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另外，在现实中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和系统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金稳委能够向非金融部门提出建议。对快速发展的转型性经济国家来讲，这项独特权力将使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超离现有的监管模式，开创一种解决金融稳定的新途径。

　　发布方还建议，中国金稳委应当建立一个着眼于系统性问题的研究部门来提高其识别、监控、 评估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它应该同中国人民银行一起承担协调所有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所有监管机关监管董事会应包含跨界会员。在平衡增长、创新和社会稳定这些层面上参考FCA创新中心经验：建立类似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创新中心的监管设施；建立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监管沙箱机制。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处于低位 个别风险需警惕

　　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关于国家金融安安集体学习提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次以“底线”的表述强调金融稳定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在介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度报告》时表示，从宏观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处于低位和下降的态势，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非常低。但股份制银行中个别机构的金融风险指标还在呈现上升趋势。

　　周皓表示，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超预期，在经济增长复苏的过程当中，主要的银行的账本在修复，不良贷款率、增长率在下降。

　　周浩同时指出，这并不代表经济当中没有发生金融风险的隐患。研究发现，规模占比最大的银行业具有最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股份制银行边际贡献急剧上升，考虑到股份制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覆盖能力相对较差，应引起金融监管层的特别关注。具体到机构层面，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平安、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以及兴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增幅远高于行业均值。

　　研究认为，监管层应持续保持“强监管、严监管”的态势，同时需要与市场参与者进行充分沟通，寻求最优监管节奏、最小化施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