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CEPA框架(《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不断促使中国证券业大门打开的同时，外资机构正在拥有更大投资空间。

　　2017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该政策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将不受限制。

　　对此，已有多家外资机构了解关注到这一机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获悉，部分外资机构对进一步投资证券牌照产生兴趣并启动研究工作。

　　有业内人士认为，外资进一步涉足内地证券业的可能性，将对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带来推动作用；但外资机构是否有足够适应能力“本土化”，也将对其证券业入主效果产生关键作用。

　　外资关注开放机会

　　“我们对这个信息(投资比例开放)非常关注，目前也在对可行性进行研究。”1月2日，一家已在国内参与基金公司投资的外资银行分行负责人表示，“不过目前只是关注阶段，是否(对证券业)投资还没有具体的计划和时间表。”

　　“(国内的)趋势是间接融资转直接融资，这个过程中，资本业务还有非常大的可开拓空间。”上述外资行人士坦言，“但外资行能发挥哪些优势，能如何争取市场份额，也是需要考虑的，毕竟证券业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近年来外资涉水证券业的动作已在CEPA框架下有所胎动。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CEPA框架下的新设立券商已不少于4家，包括申港证券、华菁证券、东亚前海和汇丰前海证券，此外另有瑞银、中德、东方花旗等7家成立更早的老牌外资券商。

　　但与谋求大型券商的全牌照业务不同，精品投行正在成为一些合资券商的选择。例如华菁证券就表示将探索新经济下的特色金融服务。

　　“对新闯入者来说，依托于布局网点或互联网获客的烧钱模式已不再适合；外资更大可能是结合自身优势来开展投行、财富管理等B端业务。”1月2日，一家AMC系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表示，“但未来的外资券商与内资券商的竞争也将加剧。”

　　中金公司投行部一位人士则认为，经纪等传统业务对外资券商而言并非毫无意义。

　　“如果外资券商过于依赖于B端业务，只做股做债，将会降低其抗周期能力，阻碍自身的做大做强。”上述中金公司人士表示，“经纪业务可开拓空间很大，特别是在国际化方面。比如一些港资券商通过投资内地牌照，利用自身对香港市场的了解和沪港通机制来更好的提供国际证券投资经济服务。”

　　“目前有不少外资机构通过互联网开展美股、港股投资经纪业务，这类活动大多存在‘擦边球’性质。如果能够让这些机构在内地设立券商并接受证监会监管，不失为一种‘招安’的好方法。”该人士进一步表示。

　　另有观点认为，进一步引入外资将对证券业的创新带来促进作用。华融证券分析师赵竞萌就指出，金融开放后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推动整个证券行业创新转型。

　　本土化问题

　　外资机构入华的理想虽然美好，但过去也有多家外资机构退出内地证券业的案例发生。2014年，日本大和证券退出十年前参与设立的海际大和证券；2017年9月，投资华英证券长达6年之久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将其持股转让给国联证券。

　　“许多合资券商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无论是文化、打法，与国内市场都有差别；同时还要面临和内资股东的沟通问题，种种制度成本加之没有可观的收益预期，不少外资机构选择了放弃。”上述非银金融分析师认为，“所以外资机构想在内地证券市场立足，需要比拼的是适应能力，并思考如何本土化。”

　　2017年末的政策信号给外资机构释放另一种可能——独资控股一家证券公司。

　　“如果(外资)能独资设立一家内地证券牌照，文化、管理层面的冲突成本将会减少很多，能够轻装上阵。”上述非银分析师认为。

　　蠢蠢欲动的外资在私募基金领域已获得“独资”上的突破。例如富达、瑞银两家外资机构今年均分别在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的备案。

　　不过对于稀缺的证券牌照机构来说，外资机构距离独资“拿牌”或仍有较远距离。

　　政策面上，虽然管理层称将允许单个外国投资者进行不限比例的投资；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监管上其仍要面临严格的审查。

　　“目前谈外资独资设立券商还不太现实。”1月2日，一位基于CEPA框架筹备合资券商的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目前CEPA的速度也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我们和监管层沟通获得的反馈是，目前的方向是让合资券商的股权比例尽可能分散化，让治理结构更健康。不要过于一股独大；这个方向与近年来不少金融大鳄利用金融机构开展关联交易有关。”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现在不要说全资控股，就是单家51%控股也要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

(原标题：证券业开放“蹄疾步稳” 外资“摩拳”适应力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