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网络科技革命的代表性公司差不多全都选择了境外上市，这些公司凭借中国庞大的市场而发展壮大，等到果子快熟时却远走他乡，使国内投资者错失了分享成果的机会，也因这些代表性公司的缺席，A股市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功能失灵或失准，可以说，A股不能接纳这类公司，是其结构上的重大缺失。

　　相关外资法规限制和A股市场制度制约，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具体有：VIE结构、同股不同权问题、上市排队、上市的盈利要求、与国际不一致的退市标准，市场承受力问题等。要把好企业留在国内，让好企业尽快上市，就必须扫除上述障碍，而扫除障碍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市场甚至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纵深推进的过程。

　　之所以存在上市排队问题，是因为A股还没有实行注册制。目前A股的新股发行虽然实行了常态化，但还没有完全放开，企业上市还要依次排队，时间上不好把握，价格也没有随行就市。灵活而便利的上市时机选择、完全由市场确定发行价，这两点对大多数科技公司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因为科技行业变化十分快，不论是对资金需求还是对股市情绪的利用，都必须十分灵活；另一方面，上市时的盈利高低不能与发展前景划等号，按当期盈利确定发行价的做法，难以为一些科技公司所接受。

　　而A股现行的上市标准与退市标准，也不利于接纳好公司，甚至直接将一些好公司拒之门外。与世界上主要股市以经营规模作为上市门槛不同的是，A股实行连续盈利标准。同样，世界上主要股市也不以连续亏损作为触发退市的条件，而是以经营是否正常和股价高低决定是否退市。以盈利作为上市、退市标准，表面上看合情合理，但实际上都是假设投资者缺乏辨别企业价值的能力。现行上市退市标准刺激了企业上市前的利润操纵，也刺激了很多保壳的财务游戏。在现制度下，像特斯拉、京东这样连续多年不盈利的企业根本无法上市，即便网开一面予以放行，退市制度不修正的话，也会年年忙于保壳。

　　是否接受同股不同权，也是衡量市场化成熟度的一个标志。按理说同股同权原则不可突破，但只要符合意思自治，同股不同权的契约与市场化精神就是一致的。甚至只要契约得到保护，市场能给投票权做出定价，例如，谷歌有投票权的A类股与没有投票权的C类股，在交易时存在一定的价差。从中不难看出，股权与投票权的矛盾，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

　　至于一些大型公司IPO的市场承受能力，现在早就不是一个问题。过往，由于管制限制了资本市场的成长，也妨碍了市场自主定价能力的提高，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价值投资理念的初步落地，笔者相信，大型好公司的到来再也不会令人闻之色变。

　　VIE结构与限制外资投资互联网的比例有关，在中国进一步开放和本土网络企业崛起的大背景下，相关限制是可以放松的，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细分行业或企业，没有必要再实行普遍的严格限制。因此，不得不采用VIE结构的公司理论上应该越来越少，但前提是政策能与时俱进，与市场俱进。

　　本土最好的企业，最能代表新经济成果的企业在过去十几年里陆续远走重洋，反映出的是我们资本市场的缺失，而这个缺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说得具体点，是市场化整体不足。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市场化深化大思路之下，尽快通过多方面改革，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