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讲，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即所谓的“脱实向虚”)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金融资金并没有流向实体部门，而是又回流至金融体系内。这不仅导致金融空转虚耗、资金“脱实向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下降，也增加了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金融占GDP比重越来越高，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增长速度远超实体经济。2001年~200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4%，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8.3%，高于《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的目标值5%，已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美国和英国两个金融大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7%左右)。社会融资增量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从2015年上半年的3.17%下降到2016年上半年的3.12%，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在下降。

　　另一个衡量背离程度的指标是各类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的比例关系以及两者的增长趋势。根据相关部门测算，目前中国实体性财富的总价值大约为380万亿元，包括160万亿元左右的房地产、150万亿元的企业非金融性资产、50万亿~60万亿元的土地和资源性资产，以及近10万亿元的汽车等。然而，中国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450万亿元(不含衍生品)，差不多是GDP的7倍，包括了200多万亿元的银行货币资产、近100万亿元的标准和非标准债券，以及100多万亿元的各类资产管理性资产。金融资产不仅存量规模庞大，而且近年来以每年新增30万亿~40万亿元的速度增长。金融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充分表明了全社会各主体的债权和债务关系还在不断扩展。

　　金融与实体的背离与失衡凸显了金融体系与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我国金融体系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成形于本世纪初，但进入2010年之后伴随着金融规模和体量的迅速膨胀，金融内生性问题也日益凸显，表现为“两难命题”：一方面，实体经济需要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但鉴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仍是主要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加大进一步创造了海量的货币供给，导致各类要素更加集中于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加剧了资源错配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并存，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近些年，实体经济回报率走低，对资金的吸附能力较低。近几年受产能过剩、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难以提供足够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以制造业来看，自2008年以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都快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名义物价指数。实体企业的不景气又进一步降低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投资效率。据统计，2011年每带动1元GDP增长只需要1.5元的M2，而到2016年时每带动1元GDP增长则需要2.08元的M2。整个社会投资效率的下降又进一步增加了实体企业融资的难度。

　　考察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我们发现，自2011年以来，实体经济的资产回报率持续下降。2011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为9.09%，2015年降至6.47%。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却在迅速攀升，2010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20.7%，2015年这一数值达到了162.8%，实体部门的“高杠杆”风险较为突出。

　　在风险日益上升的大背景下，2017年7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未来五年的中国金融发展奠定了主基调，强调金融须“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明确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将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重中之重。

　　本质来看，金融与实体发展互为因果，只要实体经济基础不牢，且金融利润远远超过实体利润，金融资本就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萎缩，“金融膨胀、实体萎缩”情况就会愈发严重。因此，未来宏观政策侧重点应是“做强实体，做实金融”。通过提高实体生产力和竞争力，提高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此，错配的资金、背离的金融才可能回归实体经济，真正从“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

(原标题：做强实体 做实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