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值得关注是，外企纷纷在中国建尖端工厂。韩国LG显示器宣布将在广州市建设新型显示器有机EL面板的合资工厂。LG为此计划投资约1800亿日元，这将是LG在中国的首个有机EL大规模工厂。韩国的另外一家电子厂商三星电子也在中国建尖端工厂。三星电子计划向位于陕西西安的半导体存储器工厂投资约1万亿日元(约人民币607亿元)。为智能手机等使用的存储图片和文件的“NAND型”大容量闪存设置第二条生产线。计划到2019年将产能提高到目前的2倍。此外，来自日本的丰田汽车已开始讨论最早于2019年在中国量产纯电动汽车，松下则在辽宁大连新设了用于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V)等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工厂。

　　从全球来看，中国企业实力看似在不断增强，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而一些实力超强的外资企业则看到，在中国因人工费上涨，可实现工厂自动化的尖端技术的需求十分旺盛。在工业用机器人领域，日本的安川电机将在江苏省常州市的工厂内新设厂房。预定2018年9月投产。届时安川在华月产能为1500台，增至目前的2倍以上。川崎重工业和不二越也在推进增产计划。瑞士ABB最早将于2017年内在内陆地区的重庆市开设大规模的销售服务网点“应用中心”。诸如此类的外资企业纷纷释放出抢滩中国高端市场的信号。

　　中国政府这两年不遗余力“降成本”以激发企业活力，效果究竟如何？对此，中国财政科学院发布的调研报告给出了正面评价，2016年降成本政策效果显现，但税费负担沉重仍是企业痛点，降低税费依然是企业最大诉求。但中国难以长期持续地进行减税降费，未来在政策手段和减免空间上都会不断收窄。尤其中国已进入高成本时代，除税收之外的用工、环保、研发等各种成本都在加速上涨，如何在降成本与防风险间寻找平衡点，让降成本实质性地落在降低无效成本并进行制度改革上，更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一方面是降成本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是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很显然，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环境的约束开始加重，各类要素成本已经提高，水涨船高，成本不断增长的大趋势已经形成，步入高成本时代的中国如何继续打好“降成本”的牌也面临现实的考验。

　　面对成本不断升高的挑战，中国实体经济必须承受这种转型之痛，这意味着我们既需要政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降低无效成本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也需要企业不断创新，尤其是要在尖端技术领域有所突破，通过持续创新降成本增强企业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