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国有企业改革与创新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点，如何深化国企改革？

　　韩复龄：国有企业改革是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系到中国经济基础和巨量资产的经营效率，必须理性地、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所决定的国有经济的地位。要从保增长动力、防资本外流、提高国有经济效率和控制力等多维度认识国企改革的战略意义。

　　在国家深化改革的时点上，要对国有改制企业已有的股权管理及激励制度进行整改和完善，包括规范公司治理，构建顶层设计基础；股权问题只是表象，根本上是发展问题；激励与约束相结合，股权管理和激励机制并行；维护公司稳定，平稳过渡；选对改革时机很重要，国家政策和改革成本是考虑的因素。

　　我国企业创新源于规模和所有制的水平差异，根源在于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体制机制与政策条件差异较大。对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而言，在获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土地配给、资金等各种要素资源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但受到国企保值增值考核、工资总额限制等束缚，不利于开展创新。对民营企业而言，尽管自身机制灵活，但获取创新资源较难，在市场准入方面受限较多。对外资企业而言，融入我国创新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均相对有限，我国的一些科技计划的开放度有限、鼓励创新的优惠政策包容性不够。随着创新全球化、合作化趋势日益显著，我国亟须扩大创新体系的开放性。

　　中国经济时报：绿色金融在改革进程中存在哪些机遇？

　　韩复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内涵发生转变，结构优化升级的需求迫切，亟待将生态环境从发展的制约转变为新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以绿色债券为例，2016年我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过2000亿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绿债市场。由于绿色资产的公用事业属性，其弱周期、风险低、现金流稳定等特点受到青睐，在“资产荒”的背景下，金融机构抢占绿色业务先机是提升竞争力的方向。

　　产业发展也持续向好，一方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助推绿色低碳发展大潮，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规模持续拓展，新能源革命正改变现有国际资源能源版图；另一方面，地方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不断明晰，如京津冀地区以大气污染治理为第一要务，长三角地区落实城乡绿色协调发展，为绿色金融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从长远看，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也与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致性。从中期看，中国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低碳转型面临经济快速增长、国际贸易分工的低端定位、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

　　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机遇和低碳转型的两难选择之中，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同时，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寻找一条协调长期与短期利益、权衡各类政策目标的低碳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时报：各国货币政策对市场产生影响，如何维护全球金融安全？

　　韩复龄：中国货币政策采取的是和美国类似的调控目标，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引入外资都与美国政策调整有关，尽管中美之间时滞性不明显，但总体来说中美货币政策趋势性相同。美国低息政策导致国际资本流入中国，进而推升房地产资产价格。为防范金融风险和控制通胀水平，央行出台加息政策进行逆周期操作，也防止部分外资回流。

　　随着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属性增强，中国名义利率将大概率与美国同趋势调整。当前阶段，中国名义利率大周期处于实质性下降阶段，考虑到2017年M2增速已调低至12%(2016年M2增速目标为13%)，未来我国货币将呈现趋势性收紧的态势。

　　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从根本上是要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性风险的根源不在个别企业或银行的成败、个别行业或地区的兴衰，主要在于监管的空白或漏洞，如果不及时堵漏，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崩溃。在此态势下，未雨绸缪、查缺补漏、高度警惕、提前布局，应是面对复杂金融环境的现实之举。就全球金融安全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是乱中有为、主动出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新平台，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地位，建设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降低了全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