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将决定我们的未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中部仍处于投资驱动阶段，要创造条件向创新驱动转变。他说，从各省区市的研发强度看创新驱动的力度发现，西部地区研发强度均在1%以下、中部地区在2%以下，东部沿海等省市在2%以上，其中，北京研发强度最高，是6.01%。从全国来看，西部地区仍处于资源驱动发展阶段，中部地区尚处于投资驱动阶段，实现增长动能向创新驱动过渡是当前中部省份最大的“短板”，因此，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就有了目标，即为实体经济补短板，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创造有利条件。

　　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张燕生认为，要用“养孩子的模式”，即营造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环境，以有效的市场、有为的社会、有责的政府协同促进内生性增长。面对中部地区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缺订单、缺资金、缺经验等困境，张燕生建议，要靠双引擎助推转型，一是对标德国、欧洲、以色列，让制造业朝服务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二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打造空间聚集、人才汇集的一小时经济圈。

　　最后，张燕生以“三个牢牢”总结中部地区要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即，通过推进结构性减税，减少政府经济干预，促进产学研研发创新，让金融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让外贸、实业与金融机构协同走出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通过消费和投资升级，做好中高档商品和绿色农产品，注重医疗保健、金融服务、电信服务、文化创意、信息服务等，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完成从中国视野到全球视野的转变，从要素、规模、低端驱动到创新、人才、服务驱动，从高碳增长到绿色发展，从不平衡到包容性发展的转变，牢牢把握“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机遇。

　　“据我所知，中部省份是国企占比较高的地区，因此抓住国企改革这个牛鼻子，深化国企改革，将能释放更多的增长潜力。”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松奇说，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中部地区只要把握好这一改革，经济会有很大起色。

　　针对当前金融监管部门调控处置金融风险，市场上出现一些波动，局部甚至出现风险点的问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应理性看待，各方要处理好几大关系，即政策叠加同步发力所带来的合力效应问题、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以及如何科学评估监管效能等，对于突出的金融风险要精准化解，避免问题扩大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就综合全面施策、遏制脱实向虚、化解金融风险发表观点。“脱实向虚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向松祚认为，脱实向虚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全球现象。主要表现是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社会融资或信贷规模快速扩张、经济整体负债率或杠杆率大幅上升、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迅猛增长、大量流动性或金融产品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等。

　　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非金融企业的高负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民间借贷或高利贷风险、影子银行等风险问题，向松祚认为，金融状况是最近五年面临的最严峻、最棘手、最复杂的挑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

　　对此，向松祚建议，从短期来看，要以多种方法化解金融风险，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例如，尽快完善相关法规，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对具有市场前景的行业和企业，适当将短期贷款转变为长期贷款；继续大力发展以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产业引导基金等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以增量化解存量等；从长期来看，要尽快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稳定市场预期；建议地方政府系统研究如何摆脱土地财政的困扰；制定具体措施，鼓励企业利用自有资金补充资本金，防止过度负债；继续鼓励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盘活企业资产；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盘活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