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20日在其微信公众号（ID：lixunlei）发表研究观点认为，尽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经济增速上行趋势明显，且大部分经济数据由弱转强，但股市的表现却非常不给力。这恐怕与市场一致预期一季度GDP增速可能成为全年高点有关，也和大家预期金融监管趋严相关。从历史来看，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关联度不大：尽管中国的GDP增速远超美国，但股市走势却远逊于美国，原因何在呢？恐怕与经济转型迟缓、企业盈利能力偏弱有关。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处在下行过程中。多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的分界岭是2010年。2010年，不仅是中国GDP增速的拐点，同时还是大宗商品价格的峰值、中国新增农民工数量或城镇化率增速的历史最高点，也是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高的一年，达到57.4%，如今已经降至39.8%。

　　经济转型的迹象有很多，不妨用发电量和GDP这两个数据为例来看：2002年，中国的发电量和GDP都是印度的2.8倍；之后，中国发电量的增速很高，2007年达到印度的4.1倍， 但GDP仍是印度的2.8倍；2015年，中国的发电量是印度的4.5倍，GDP是印度的5.3倍。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后，能耗相对GDP而言在减少，而印度仍处在工业化阶段。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也是从2011年开始出现明显转型的，即第三产业比重开始上升，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占比提高，与此同时，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峻，僵死企业数量大增。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做法是继续加大基建投资，以消化过剩产能，同时给僵死企业给予优惠融资；另一种做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前一种做法可能实现经济稳增长，甚至短期回升，后一种做法则要承受经济下行压力，但有利于经济转型。

　　从2011年以后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来看，显然是倾向于后一种做法，但从实际操作的情况看，很多部委或地方都采取了前一种做法，导致产能过剩情况越来越严峻，杠杆水平越来越高，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也是当前为何要加强金融监管的逻辑所在。

　　就目前而言，即便是6.7%的GDP实际增速，恐怕也高于潜在增速。就德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全球制造业大国的情况来看，当它们的经济步入中速增长阶段后，实际GDP增速几乎要比高增长期低了一半左右，德国从7.9%降至3.1%，日本从9.4%降至3.7%，韩国从8%降至4.6%。由此推断，中国潜在GDP增速应该在6%以下。

　　为何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应该低于6%呢？除了上段所举的“减半增长”案例外，还得回到“人口”这一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最核心因素上。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属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也几乎都是从二战后推倒重建的，但如今，除中国大陆之外都已跻身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行列。中国为何就落后了呢？前期主要是受计划经济时代的拖累，后期则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反应——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会加快，这也是通常所说的“未富先老”现象。

　　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使得经济实际增速超过潜在增速，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GDP只是一个流量概念，累积下来的GDP并不能完全形成社会财富，比如，马路重复的挖填并不能有效增加社会财富，却可以增加GDP规模和货币规模，同时又妨碍了经济转型。对于那些并不把GDP作为奋斗目标，且已成功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它们的经济转型过程就相对顺利，尽管期间都经历过GDP的负增长。

　　所以，若刻意去平滑GDP增长曲线的时候，就难以同时平滑股指的上涨曲线，因为前者是数量或流量指标，后者是质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