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经济数据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风向标”，因为它有很强的指示性含义。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就更加受到重视，因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势与“十二五”时期以来一直单边下行的轨迹不太一致。市场与宏观管理层都需要通过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来判断中国经济运行是否已经“筑底”，“拐点”是否已经出现。

　　从多项先行指标及政策动向看，许多机构在数据公布之前就认为中国经济2017年一季度有望获得良好开局。而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经济不仅延续了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而且出现了更多积极变化。数据显示，1—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043亿元，同比增长28.3%，仍处于历史高点。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从结构看，3月份，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利润中，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比重下降，消费品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比重上升。从利润率看，3月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47%，同比提高0.49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称，主要有三个因素支撑了一季度经济增速的回升：一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支撑力提升；二是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三是出口贡献由负转正。总的来看，一季度经济增速回升更多的是受生产、投资因素的支撑，也是“十二五”时期以来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的累积效应。它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仍然具有向上的弹性。

　　“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经历了高速增长后，在新常态下都会出现经济减速换挡的过程。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韩国的拐点分别发生在1969年前后与1988年前后。以这两个年份为界，两国前十年和后十年的增长率均由10%回落到6%—7%，甚至更低水平。以此做比较，我国“十二五”时期以来增长率的转换相对平稳(优于日本，与韩国大致相当)，并未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更未出现“悬崖式”下坠的情况。

　　虽然一季度的数据显现出经济的反弹态势，但从大周期来看，中国经济下行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也难以改变。资源约束决定了中国经济难以继续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追求高增长，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经济规律。即使我国能够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来有效集约地利用资源，资源约束仍然决定了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之前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最优的增长路径是尽量延长每一个增长率的平台时期，比如延长目前6.5%左右增长率的时间。“十三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GDP年均增长6.5%。以“十二五”期间的实际增长看，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的确在增强。数据显示，经济增速在季度之间波动性非常小，表明整个经济增长越来越平稳，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都基本保持在这个阶段的合理区间内，尤其是就业，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都超过1300万。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有充足的条件保持平稳可持续增长。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同步、协调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经过近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积累了非常雄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也越来越丰富。随着人才红利和改革红利将源源不断地释放，中国经济从中长期来看发展潜力巨大。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年发展预期目标是：GDP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一季度经济的良好开局给完成全年6.5%的经济增长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超预期后，当前实体经济增速有温和放缓之势。作为先行指数之一，4月份的PMI为51.2%，低于3月0.6个百分点。此外，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比3月放缓1.1个百分点；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10.7%，不及10.9%的预期和前值；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回落至8.9%，比1—3月低0.3个百分点，其中1—4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6.9%，比1—3月份低0.8个百分点；4月进出口增速双双大幅回落，出口同比增长8%，3月份增长16.4%，进口同比增长11.9%，3月份增长20.3%。正如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一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实现良好开局，增长和效益回升，但当前经济向好有周期性等因素，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面临不少挑战，必须坚持用新常态的大逻辑研判经济形势，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一，持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延续了“十二五”时期以来的发展态势，结构不断调整优化、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从产业经济来看，一是服务业增长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支撑；二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作用明显；三是新动能不断积聚，促进了提质增效，一系列高技术、高附加值、符合转型升级趋势的新产业新产品迅速增长，已经逐步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动态地看，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既是前期结构调整的结果，又是未来经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十三五”时期，要继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积蓄新动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围绕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趋势将会加快，且转型升级呈现信息化、服务化的特征。一是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深入实施，我国企业将依托“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产业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产业高端、智能、绿色、服务的方向发展，产生产业新的竞争新优势，从而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实现全面转型升级。我国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工业3.0”的升级，并奠定走向“工业4.0”的重要基础。二是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主导转为生产性服务业主导。预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这是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志。但从结构看，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还太低，已成为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十三五”期间要重点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努力使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高到30%—40%。

　　第二，继续大力降低税费水平。

　　近年来，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却迅速上升。有关调查显示，税费负担较重成为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从主要税种来看，中国涉及企业税费目录超过10种，其中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3种占比较大。近几年，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包括“营改增”，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2016年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接近1万亿元，“营改增”一项改革就降低企业负担5000亿元。但目前企业成本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高，削减税费仍有空间。

　　因此，下一步还要继续大力降低税费，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短期来看，应该积极采取的措施是：首先，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和落实到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其次，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力争近期普遍降低各类实体企业增值税税率。再次，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加大对新兴战略产业、出口竞争优势下降过快的特定类型制造业企业以及消费领域的减税力度。特别是要针对“三农”以及小微企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面。落实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最后，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值得关注的是，4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李克强总理表示，要用政府的“痛”来换企业的“顺”，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竞争力。

　　第三，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今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实际上，“十二五”时期以来，在经济下行探底的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已经逐渐调整为稳健中性。这是因为此轮经济下行是经济长周期使然，而非只是短期波动造成的。因此，服务于调节短期波动的货币政策不适宜于在此逆周期强力运用。从客观条件看，2009年推出“四万亿元”刺激政策之前，我国经济各部门负债率总体偏低，较为合理。但需求政策大幅度刺激后，我国总的债务率已经攀升至230%以上，地方政府债务与非金融企业债务成为风险中心。2014年、2015年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有所加大，2016年全社会负债率不降反升，未来债务风险仍在积聚。因此，宽松需求管理政策仅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其运用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而且还积累了金融风险。

　　国家领导人已多次表示，宏观调控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从关注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与长期性问题。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发出明确信号：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也表示，未来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中性，央行将继续采用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大致稳定。综合考虑目前增长率、汇率、利率、外储和房价等因素，都决定了在未来时期货币政策不宜宽松。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切实增加对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稳健中性，且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经济平稳增长。但也须留意不要收得过紧，要增加弹性与实时性，同时预防和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