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从货币理论角度对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货币理论主要有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两种理论。“货币需求理论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给理论形成才几十年，最有名的是上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施瓦茨和卡甘等人提出的理论，用公式表示就是‘M=mB’，其中，M是货币供应量，B是基础货币，m是货币乘数。”

　　“首先，基础货币B，又叫做高能货币、货币基数，它有四个特征：(1)它是货币当局的主动负债，(2)它能为货币当局所直接控制，(3)它的运用能创造出多倍于其自身量的存款货币，(4)它是商业银行及其他存款机构的负债产生的基础和货币供给的制约力量。”盛松成讲到。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盛松成表示，通货和存款准备金，这两项加起来就是基础货币，中央银行的负债并不都是基础货币，央行缩表不等于基础货币减少，央行扩表也不等于基础货币增加，而对整个社会流动性有影响的是基础货币。

　　对于基础货币的影响因素，盛松成讲到，中央银行传统的三大政策中，只有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影响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政策不影响基础货币，而只影响货币乘数，但货币乘数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不完全由央行控制。“比如说降准就是宽松政策，降准以后，如果是影响基础货币，那一定是基础货币减少，如果降准减少了基础货币，那就说明是紧缩政策了，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也不是这样。”盛松成表示，降准并不影响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的变化是由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里面资产端和负债端的有关项目变化引起的，降准只是影响货币乘数，因为降准使一部分法定准备金变成了超额准备金，就有可能促进商业银行的贷款，从而提高货币乘数，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此外，盛松成指出，货币乘数不仅仅是中央银行决定的，还与公众和银行行为有关。

　　盛松成提到，2014年以来，外汇占款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为保持货币供应的平稳增加，人民银行一方面通过降低准备金比率提高货币乘数，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市场操作、PSL、MLF、SLF、SLO等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基础货币。其中，2015年人民银行资产规模缩减最为明显，全年缩减2.04万亿元，同期基础货币缩减1.77万亿元。期间，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四次降低，货币乘数提高，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13.3%。

　　盛松成指出，缩表不等于紧缩，扩表不等于放松。“比如说二、三月份我们资产规模分别缩减了2798亿和811亿元，但是货币乘数上升到5.29倍，M2增长10.5%。”盛松成表示，这其中还有春节因素的影响，存在季节性的变化。“一月份由于春节影响，所以春节前往往是大量的货币投放，而二、三月份会货币回笼。”盛松成表示，央行资产负债表里还有政府存款，这并非全是中央银行的主动行为，而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主动负债，所以缩表不等于紧缩。

　　盛松成讲到，2017年4月份是扩表，但是扩表不等于货币扩张。“因为我们央行总资产增加了3943亿，其中，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加了3850亿，这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实现的，从负债端看，政府存款增加了，因为四月份是交税的高峰期，但是储备货币是减少的，基础货币减少了近三千亿。”盛松成指出，缩表不等于紧缩，扩表也不意味着货币放松。

　　对比美联储缩表问题，盛松成指出，在美国情况不同，美国是主动缩表，中国不存在主动缩表的问题，中国以前也有过缩表，但都不是主动的。盛松成表示，从2008年至今，中国央行9年当中扩表1.7倍，实际上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还没有经济扩张快。而同期美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5倍，美国的GDP平均2%，所以要缩表，“不能美国一缩表就觉得我们也要缩表，完全两回事。”盛松成指出，目前美国经济已恢复，所以要缩表，同时美联储主席还提出两个缩表理由，一方面是想减少美联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美联储现在缩表，也能在未来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有机会扩表。

　　盛松成最后总结称，中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美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有很大的区别，缩表不等于紧缩，扩表不等于宽松。我国央行如果缩表也不是主动的，而且不存在大量缩表的问题，当前我国还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