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兴业银行与鞍钢集团签署债转股基金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达成100亿元债转股基金合作意向，首期共募集资金50亿元，期限10年。这亦是股份制银行首单落地的债转股项目。

　　此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银行设立债转股实施机构的申请已经上报国务院，预计上半年能批设；目前债转股实施机构设立的基本原则也已设定，相关规则马上出台。

　　不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闫冰竹建议，要合理控制商业银行债转股的规模和比例，充分考虑商业银行承受能力，不盲目追求债转股的规模与速度，避免债转股规模过大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对去产能正常节奏的扰乱。

　　自债转股启动以来，截至2017年3月初，已公布31个债转股签约项目，涉及36家企业(其中有几家企业联合进行债转股项目)，总金额达到5228亿元。从债转股企业的地区分布来看，山东、山西和陕西等省份参与债转股企业的数量多，这些企业也是钢铁和煤炭行业集中的大省。

　　股份制银行入局

　　银行布局市场化债转股已经半年有余，早在全资子公司落地之前，率先入局的五大国有银行已经“项目”先行，签下了多个国资背景企业或大型集团的债转股项目。

　　3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举行市场化债转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将合计成立的350亿元基金，用于投资或置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的存量负债。

　　同日，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在该行2016年业绩发布会中透露道，作为债转股首发成员之一，到今年一季度建行债转股规模已经达到3000亿元规模。建行年报显示，截至上年末，已与客户签订2220亿元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已投入资金182亿元。建行预计全部资金到位后，企业负债率分别可下降5~15个百分点。

　　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此前表示，在推进债转股的过程中，相关规章制度也同步需要改进和完善。他表示，债转股有助降杠杆，并且是以市场为导向，债转股不设具体目标。

　　随着相关规章制度的完善，除国有银行外，也有更多股份制银行摩拳擦掌，准备加入债转股。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全国两会期间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曾建言，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创新工作进程和降低银行风险处置成本，在市场化债转股方面，建议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比照国有银行，成立专司债转股的子公司，并赋予其金融牌照，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

　　时隔一个月，兴业银行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正式签约。

　　郭树清在3月2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道，目前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4300多亿元，实施金额400多亿元。

　　对于签约和落地规模存在一定差距的原因，王祖继分析道，由于债转股方案执行，无论是股权介入还是债权方式介入，降低企业当期融资成本，调整负债结构，都需要企业层面与银行走必要程序，其中存在时间差。随着债转股业务逐步开展，这个时间差将逐步缩小。

　　至于如何看待债转股中存在“假股真债”或“明股实债”的夹层融资交易模式，王祖继指出，股与债不是债转股的问题本质，最主要是解决企业降杠杆问题。从存量看，我国企业负债率总量偏高，另外一些企业负债结构不合理容易被大家忽略，典型的情况是以短贷支持长期投资。王祖继表示，无论是债权还是股权方式，只要企业需要，企业、银行双方达成一致，市场化、法治化，符合监管，财务规整，企业需要债权或股权，银行都可以满足需求。

　　不可盲目扩张规模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明确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在政策引导下，国有银行先后发布消息，布局债转股。

　　2016年12月，中国银行公告拟出资100亿元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国银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营债转股业务。至此，包括农行、建行、工行在内的国有银行，均表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经营债转股业务。

　　今年1月初，交通银行也发布公告称，拟以100亿元投资发起设立交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此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银行设立债转股实施机构的申请已经上报国务院，预计上半年能批设。目前债转股实施机构设立的基本原则也已设定，相关规则马上出台。

　　“债转股基金合作的开展，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能力，降低资产负债率，整体改善内部财务状况，从而优化融资环境。”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表示，银监会鼓励银行业积极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坚持自主协商确定转股对象、转股债权以及转股价格和条件，稳妥推进去杠杆。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去年的时候就呼吁对一些实体企业实施债转股，虽然国务院将这个事情纳入了日程，但到目前为止进展仍然缓慢。

　　梅兴保列举了目前转股遇到了两大难题。其一是资金问题，资产管理公司没有低成本的资金收购债权，如果通过别的渠道，比如银行贷款或者发基金来收购的话，成本就比较高；其二是定价问题，梅兴保表示，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债权到底应该选择原价还是成本价，或是打几折，很难决定，需要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主管部门等多方商讨决定。

　　除此之外，某国有银行投资银行部人士告诉记者，在开展债转股业务的过程中，如何选择企业、筛选的标准如何划定，也是一个难点。

　　闫冰竹也建议道，要进一步细化筛选标准，多措并举防止逃废债。

　　“一方面要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在现有方案基础上，将债转股对象的筛选标准进一步具体化，比如，可以结合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政策，细化行业‘负面清单’，对非鼓励类行业中有潜质的企业，应当区别对待，制定企业‘白名单’，避免‘一刀切’现象；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着力构建涵盖金融、工商、海关、税务、司法等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全面准确掌握企业真实债务信息和偿债能力。”他说。

　　同时，要提高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执法和惩罚力度。通过立法途径将相关政策法制化，对恶意违约、逃废债务、财务数据造假等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建立逃废银行债务“黑名单”。

　　在风险管理方面，闫冰竹认为，要强化风险防控措施，要合理控制商业银行债转股的规模和比例，要充分考虑商业银行承受能力，不盲目追求债转股的规模与速度，有效避免债转股规模过大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对去产能正常节奏的扰乱。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衍表示，本轮债转股的启动标志着政府对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决心，从短期来看，债转股的确可以降低标的企业的杠杆率。 债转股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费用减少，现金流改善，整体改善企业内部财务状况，改善融资环境。但从中长期来看，债转股能否实现降杠杆，与企业自身发展、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否则企业很有可能再次进入杠杆驱动发展模式。

　　闫冰竹建议，要严格设定和遵守“防火墙”制度，定期开展针对债转股业务的压力测试，完善风险事件应急预案。同时，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充实股权管理和风险防控专业队伍，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合理控制债转股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鼓励机制创新，如通过优先股设计，银行在让渡经营决策权的情况下，可享有优先股收益，从而保证银行能得到相对固定的股息分红及享有清偿顺序优先权。

　　闫冰竹特别提出，要完善多层次流通机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尽快落地包括财政、税收等在内的各项鼓励、扶持和增信措施，优化法治环境，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要进一步放宽资产管理公司的准入门槛，让更多机构参与债转股企业的股权交易，逐步形成竞争充分的不良资产交易一级市场；特别在政策准入、资本计提等方面，进一步为商业银行“松绑”，鼓励其加快专营机构建设，积极参与债转股业务；要建立多层次的法人股、普通股股权交易市场，在各省、市金融资产交易所的基础上，组建不良资产交易二级市场，通过挂牌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提高不良资产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