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投资不如会投胎。”有网友如此调侃，这是针对频繁出现的“娃娃股东”而说的。先后有北京银行、宝德股份、莱美药业、三五互联、向日葵、北京盛通的等多家“娃娃股东”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停牌数日后，北京银行在发布2016年度报告和2017年一季度业绩的同日，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北京银行娃娃股东历史的关注。牛熊交易室也为各位投资者梳理了股市上有名的娃娃股东及其背后的秘密。 

　　“娃娃股东”频频套现忙造富

　　2015年时，中国股市曾迎来轰轰烈烈套现潮。据数据统计，2014年底至2015年初，两市490余家发生重要股东增持和减持行为的上市公司中，减持的占比超过八成，而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娃娃股东”也不甘寂寞。 

　　以宝德股份为例，2009年，该公司大股东将占注册资本4%的出资，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一名叫做赵紫彤的吉林某大学在校生。宝德股份半年报显示，赵紫彤已退出前十大股东之列。查阅财报可知，按照宝德股份目前股价，当年的“娃娃股东”赵紫彤2014年减持股份的价值已是转让价的十余倍。 

　　在向日葵、莱美药业等曾存在低龄股东的上市公司，部分“娃娃股东”也在减持套现。向日葵于2010年上市，持有6.25万股的原始股东吴沁怡成为股东时年仅6岁，创下了创业板之最。 

　　北京银行在2007年9月上市前夕拥有多名未成年以及年轻的持股自然人，引发公众质疑。持股量最大的自然人就是吴振鹏，持有500万股。北京银行招股书中公布的身份证号显示，吴振鹏出生于1984年，当时仅23岁。而北京银行2014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其境内自然人持股数已为零。 

　　北京银行上市时部分股东信息（来源：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 

　　上市公司造就大批“娃娃股东”

　　其实，“娃娃股东”这个名词早已耳熟能详，此前，上市公司曾造就过大批的“娃娃股东”。 

　　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谓是2007年9月北京银行的上市，当时曾集中造就了上千名“娃娃新贵”。这些股东在北京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均未成年，当时最小的甚至只有1岁。北京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非员工自然人股东中排名第一、持股500万股的吴振鹏出生于1984年，排名第十三位；持股130万股的郑宇轩，出生于1997年。 

　　北京银行是在1997年和1998年进行股份制改革发行原始股的，这两位股东当时分别只有13岁和1岁，但当时他们分别斥资数百万元，成为了北京银行的股东。北京银行后来发布的澄清公告指出，截至2007年IPO前，该行的未成年自然人股东仅84名，之所以出现的“上千名‘娃娃股东’”，系媒体计算错误造成的。 

　　“娃娃股东”背后涉嫌利益输送 

　　此前，“娃娃股东”频现的现象颇受业内的质疑。未成年人凭什么能成为大股东，其背后的监护人是谁，是否涉嫌通过转移股权进行利益输送，成为争议的所在。 

　　北京银行“娃娃股东”背后的“富爸爸”一直是个谜。在2007年发布的澄清公告中，北京银行澄清了84名未成年人股东的形成过程，称第一批由原信用社股东直接转入，共67名；第二批则是参加该行2004年增资扩股的15人（其中一人为原信用社股东，包含在以上67人当中）；另外还有接受家庭成员赠予及继承产生的3人。北京银行表示，当时因为公司发展不被看好，才吸收了不少未成年人成为自然人股东，一些认购者为免去以后赠与和继承的麻烦，也直接以其未成年的后辈名义入股。 

　　虽然这些“娃娃股东”看上去身份并未违法，但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这些“娃娃股东”背后的“富爸爸”是何许人。专家指出，虽然未成年人持股并未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但是在信息披露上，理应披露持股的未成年人背后监护人的信息，这样一来可以防止监护人滥用权利，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但在北京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披露。 

　　牛熊交易室认为，尽管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没有对股东或投资者的法定年龄作出限制，不过，凡是成年股东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未成年人股东也要履行。“真正存疑的是未成年股东是否有履行权利义务的能力，是否由其实际监护人代管。” 

　　此外，未成年股东现象必须符合股权清晰等监管要求，不得代他人持有股份：比如是不是为了绕过禁售期，拆分实际控制人股份；是否为公务员等不合规股东代持；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有必要完善对重要股东的监管规范，警惕“娃娃股东”再现新型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