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不仅能帮助不堪重负的大都市实现功能转移，它本身也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极。

　　实际上，着眼小城镇发展也是我国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路，住建部不久前刚公布了第一批特色小镇名单，决策部门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小镇目前也正处于探索之中。在此背景下，吸收和借鉴国外小镇建设和发展模式不失为一条捷径。

　　国外小城镇的三种类型

　　总体看来，国外小城镇发展至今，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企业总部基地

　　环境宜人、地价低廉、基础设施完善是这类小城镇的基本特征。美国企业从五十年前开始便热衷于将总部从市中心搬往小城镇。例如，沃尔玛总部位于阿肯色州北部的小镇本顿维尔，全镇人口只有2.5万；美孚石油的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县的欧文小城。

　　在欧洲，雀巢公司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湖东岸、人口只有1.8万的小城沃韦；奥迪总部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小城英戈尔斯塔特。

　　发展特色产业

　　这类小城镇凭借自身的特色资源或地理区位优势，以某一类主导产业为支撑，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例如，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部的格林尼治镇被誉为“对冲基金之都”，该小镇凭借沿海的地理区位，距海底电缆非常近，拥有网速优势，再加上靠近纽约这一金融中心，如今已聚集了超过500家对冲基金公司。

　　宜居城镇

　　一般来说，这类城镇的兴起源于“大城市病”的蔓延：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将居所迁移至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一度出现“逆城市化”浪潮，大量人口从大都市中心地区向周边城镇扩散。

　　2007年，英国政府宣布要在全国启动生态城镇建设项目，旨在为居民提供高水平、可持续的居住条件和环境，缓解都市住宅面积紧张、购房机会紧缺的局面，并以此为契机，探索“零排放”环保住宅的可行性。同时，每个城镇中还有30%~40%的居民用房，要预留给那些在购房等待名单中的居民。

　　国外小城镇发展的路径

　　根据政府和市场扮演的不同角色，可将国外小城镇发展的路径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引领小城镇的规划建设。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发起的“新城运动”。英国政府分别于1946年、1965年和1981年颁布了《新城法案》(New Towns Act)，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小城镇的开发建设，疏解伦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大城市的过剩人口。

　　在初期阶段，英国政府将开发重点放在那些距大城市较近的小城镇，如距伦敦50公里内的斯蒂夫尼奇、克劳利、哈洛等。在开发后期，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上升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新城运动逐渐向更远的地区扩展。

　　第二种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下，小城镇因逐渐获得了企业或居民的青睐而兴起和壮大，政府只承担辅助支持作用。例如，美国许多小城镇的繁荣就是人口和企业自然选择和聚集的结果。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美国便出现了人口向郊区转移的趋势，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由于地价便宜、环境宜居，成为居住首选地。此外，部分老城区犯罪率飙升，也导致许多企业将总部迁到小城镇。

　　发展经验总结

　　(一)拥有强大的地方自治权

　　具体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独立的财政权。瑞士中小城镇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居民和企业的税收，每个城镇可以设定各自的税率，以此吸引更多的居民和企业进驻。第二，总规划师制度。如德国所有中小城镇的地方政府管理机构都雇有专业城市设计师，负责指导当地的土地发展，颁发建筑许可，调解相关的法律纠纷，为当地发展寻求公众支持，参与区域规划战略，与市民沟通并了解其需要。第三，重视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如德国设立公共设施的等级配给制度，完善各级中心相应的属性成为地方公共管理机构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地方政府在发展和运营公共服务中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等。

　　(二)专业化的产业集聚氛围

　　第一，具有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对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的重视和支持，使这些企业各自活跃于地方、区域或全球市场。第二，拥有合格的人才，注重对年轻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升，使雇员具有可靠、勤奋、受教育程度高等久负盛名的优秀品质。第三，较高的服务水平，由中小企业形成的互补、灵活、创新能力强的工业肌理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体制的互动和政治环境，使企业在全球化市场中凭借城市网络的集聚效应增强自身竞争力。

　　(三)重视与大城市的合作疏通

　　在“大都市化”历史背景之下，小城镇成为大都市区域和地方空间的交界点，扮演着“枢纽角色”，起到了“衔接功能”，让所有的地方都能和那些向世界经济开放的大都市相联系，故而国家的医疗政策、高等教育政策和交通政策都给予这些“中介城市”以极大关注。国家通过“城市契约”推动地方性项目的进程并促进了中小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

　　对我国特色小镇发展的三点启示

　　综观国外小城镇的建设历程和经验，可以为我国带来三点启示。

　　一是注意与周边地区统筹发展。小城镇在环境、资源、文化积淀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但往往受限于发展空间狭小。通过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大都市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小城镇可以在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中受益良多。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布鲁斯·凯兹(Bruce Katz)和欧文·沃什伯恩(Owen Washburn)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美国小镇与大都市》的文章中提出，那些发展势头良好的小镇，大多都是大都市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孤岛”。

　　各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上世纪初，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就提出了“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的概念，将具有一定规模的大都市与周边辐射范围内的多个小城镇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颁布了《首都圈整备法》，确立了东京与周边地区共生发展的理念，将首都周边的108个农村小城镇纳入到东京都市圈的规划范围，让这些小城镇既可享受到首都圈的政策红利，又能充分开发周边地区的广阔市场。

　　不过，此举也可能会带来风险。小城镇在承接产业梯次转移、疏解大城市功能的过程中，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与大城市经济水平的差距。《经济学人》近期在《奔往城市》一文中称，近年来美国一些总部型小镇正面临大城市的“分羹”，部分企业正在将高管和数字类精英搬往大都市，留下中层人员镇守城镇总部，这无疑会拉大社会裂痕。

　　二是确保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扮演的角色各异，但总的来看，二者都不曾缺位。

　　小城镇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完善基础设施。即使是像美国这样以市场为主导的城镇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也要牵头负责完善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以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投资环境。对于上级政府而言，维持公平的市场秩序至关重要。在澳大利亚，为防止城镇之间因招商引资而引发恶性竞争，一些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协调措施，帮助各个城镇实现信息互通和利益共享。

　　三是突出地方特色。小城镇应充分挖掘当地特色，如若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路径，只会造成同质化现象泛滥，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于以发展文化旅游业为主导的小城镇，在对当地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开发的同时，还应注意保留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风貌，避免出现“千街一面”、“千楼一面”的现象。

　　实际上，日本九州东北部的大分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起的“一村一品”运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该运动旨在鼓励各地发现和利用地方特色资源，包括文化遗迹、农产品等，并将其打造成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或产品。而在中国，“特色小镇”这一理念的提出也为探索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小城镇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钱玉波系元亨祥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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