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地处闽南、比邻台湾。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泉州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如今的泉州也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跟随“一带一路”倡议，泉州正着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重新谱写“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壮美诗篇。

　　中世纪“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北承福州，南接厦门，东望台湾，西毗漳州、龙岩、三明，是全国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自周秦时代开始，泉州就已开发，古称刺桐城。

　　泉州靠海而居、以港而兴，被称作中世纪“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海岸线绵延曲折，全长达427公里，海床多为花岗岩结构，海湾多，水域宽，航道深，有利于大型船舶停泊避风。历史上，泉州先民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宜海条件，在沿海地带长期进行造港运动，形成了“四湾”(湄州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及两江(晋江、洛阳江)范围内由众多码头构成的集群港，历史上享有“四湾十六港”的美称。石湖古港便是泉州集群港中的一个重要支港。

　　泉州港拥有1500多年对外开放的历史。史料记载，唐代时泉州和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为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置“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当时，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开放景象。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吏商贾”，用铜铁陶瓷交换番商的金贝、珠宝和香料。王审知的侄子王彬任泉州刺史，积极开展海外贸易，被称为“招宝侍郎”。此后，相继统治泉州的留从效和陈洪进，也都继续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

　　宋元时期，海上交通繁荣。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混乱局势，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更加繁荣。在宋代，泉州港经历三次飞跃：北宋中期，赶上并超过明州(宁波)，仅次于广州；南宋初年赶上广州，与广州并驾齐驱；到了南宋末年，泉州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

　　据统计，宋代泉州与57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交贸易关系，刺桐港呈现“闽海云霞绕刺桐”、“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绍兴年间，泉州市舶的年收入近百万缗之多，约占南宋王朝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设在府治南门水仙门(今水门巷)内，其遗址至今仍存，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

　　元代是泉州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泉州港的船只出海时载着茶叶、陶瓷等中国商品，回程时则载满香料、药物、宝物等“海丝”沿线货物。生活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都在各自的游记里记载了泉州彼时的辉煌。《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专辟《刺桐港与德化城》一章，记载“(离开福州)到第5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又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但到了元末，泉州发生亦思巴奚兵乱，当地的色目人互相攻杀，波及福建省的大部分地区。叛乱长达近十年之久，对泉州、兴化一带的社会经济破坏极大，死伤无数。战乱和仇杀，使得外国商人几乎不敢赴泉州进行交易，番舶不敢进港，大量番商携带银钱外逃，外侨社区解体，泉州的海外贸易和商业遭受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经济一落千丈，泉州港开始走向没落。

　　明清时期实行海禁，准许开设“洋市”的漳州月港逐渐取代了泉州港，成为福建沿海对外贸易中心。

　　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泉州开元寺有一副对联十分有名，上书“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由弘一法师转录，朱熹对泉州的评价。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泉州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也使泉州与世界各地的文化得以接触和交融，产生了耀眼的中西文明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相熔于一炉的奇观。

　　在泉州，中国固有的道教及“中国化”佛教，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天主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他世界性的宗教长期共存、相和相安，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神学文化的宝库”，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泉州涂门街是一条全长仅为1005米的街道，却有13处宋元文化遗存——伊斯兰教清净寺、文庙、关帝庙比邻而居，方圆一公里内还有佛教寺庙、妈祖庙、基督教堂等宗教建筑，互不侵扰，各得其众。此外，摩尼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也都能在附近找到历史踪迹。

　　泉州的历史文化中浸入了浓浓的中东风情，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其中位于泉州城区的清净寺和圣墓，以及位于晋江市的摩尼教草庵都是难得一见的胜迹。

　　清净寺始建于回历400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清净寺由伊朗的艾哈默德重建，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曾两次重修。清净寺迄今历史超千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也是伊斯兰世界少有的古寺之一。

　　看过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读者，肯定会对其中源自波斯的神秘宗教——明教印象深刻。其实，明教并非金庸杜撰，其本名摩尼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建，曾流传于亚洲、欧洲和北非洲。摩尼教创立后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在唐武则天时极为鼎盛；因其教义崇尚光明、憎恶黑暗、拜日月，在中国又被称为明教。

　　摩尼教后来逐渐湮灭，仅有为数不多的遗迹存世，而晋江草庵内高1.52米、雕刻于1339年的摩尼光佛石雕像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摩尼教创始人石雕造像。1978年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讨论会在瑞典举行，以泉州草庵的摩尼光佛造像作为会标，世界摩尼教研究会也以此作为会徽。

　　泉州历史上，曾有大量来自中东的阿拉伯人在此定居，现今泉州还散居着5万多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其中晋江陈埭的丁姓、台商投资区百崎回族乡的郭姓及永春县的蒲姓最为知名。

　　泉州晋江被称为“中国鞋都”，改革开放以来，这里诞生了安踏、361度、特步等众多中国知名的运动品牌。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知名企业的丁姓掌门人，都是阿拉伯人后裔，被当地人称作“万人丁”的晋江陈埭回族。

　　陈埭镇作为晋江市下辖的乡镇，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就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乡镇”。陈埭镇有7个回族行政村，人口两万余人。几百年前，阿拉伯商人经海上丝绸之路辗转来到此地，逐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通婚，最终发展成号称“万人丁”的陈埭回族。隐卧于泉州市东郊灵山的穆斯林圣墓中，目前仍存有陈埭丁姓祖墓。

　　海上丝绸之路，也曾被阿拉伯人称作“香料之路”，在宋元时期，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家族拥有大量海舶，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多年，其后人后来散居位于泉州山区的永春县。如今，永春蒲氏不少人依然传承祖上的制香产业。

　　作为沿海城市，泉州的文化本身就彰显着浓郁的海洋特色。中原古乐南音、红砖大厝、海神信仰等闽南特色文化韵味十足。中原文化与闽南海洋文化以及多种外来文化的交织融合，成就了泉州蔚为大观的多元文化特色。因此，也有“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的说法。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13年泉州还和韩国的光州、日本的横滨同时当选首届 “东亚文化之都”。

　　中国制造业重镇

　　古泉州在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的同时，传统的制造业也独具特色。德化的陶瓷、安溪的茶叶都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远航海外。改革开放以来，敢闯敢干的泉州人从草根起步，克服资源不足的劣势，大力发展实业，再次将泉州发展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产业重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香港地区加工业开始向外转移。当时泉州发展工业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人才，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又有几十万香港乡亲。于是，泉州决定“借船出海”，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发展外向型经济。

　　利用侨亲的便利，泉州人买“洋设备”、学“洋技术”、产“洋货”。华侨和台港澳同胞回乡探亲带回的西装、衬衫、录音机、手表、皮鞋、运动鞋等“洋货”，一件件被消化，成为泉州乡镇企业的产品。

　　从“三来一补”的起步阶段，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工业蓬勃发展阶段，到品牌企业纷纷崛起，再到如今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泉州始终把制造业当作发展根基，步步为营。

　　泉州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县域经济也不断壮大，形成了县县有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如石狮的纺织服装，晋江的运动休闲、食品饮料，南安的建材水暖，安溪的乌龙茶产业，惠安的石雕，德化的陶瓷，泉港的石化等。

　　2016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排名中，泉州的石狮、晋江、南安、惠安四个县(市)上榜，占福建所有上榜县(市)一半以上。

　　如今的泉州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常住人口达到858万人。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6647亿元，占全省比重近1/4，工业总产值1.34万亿元，经济总量连续18年居福建省首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7.7万元。

　　截至目前，泉州已形成纺织服装、鞋业、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建材家居5大千亿产业集群，拥有亿元企业2308家、上市企业101家、中国驰名商标152枚，并获批“中国制造2025”城市试点示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泉州市委书记郑新聪表示，实体经济是泉州的根基。坚持做大总量与提升质量并重，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并进，让实体经济始终扎根泉州、更好发展。

　　泉州市提出，在下个5年中，泉州将迈向万亿经济强市行列。泉州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致力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造2025”城市试点示范。坚持路线图引领，巩固提升纺织鞋服、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建材家居4个主导产业，加快发展食品、工艺制品、纸业印刷3个特色产业，培育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半导体、交通运输装备、金融服务、大旅游、大物流、大健康7个500亿元至1000亿元的新集群。

　　郑新聪表示，泉州力争经过5年努力，制造业基本形成传统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重化产业三大板块格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