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适用于很多观察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

　　最近在诺丁汉大学学习期间，偶有一些教授在课堂上提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感慨，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两位教授都曾前往这所学校在中国宁波的校区，其间自然也有访问交流。一位对于中国高铁印象深刻。另一位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甚至对于数十年之后也有中长期的清晰目标。这一点在西方的体制之下真的难以想象。

　　他们的感慨，反衬出西方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缺乏了解。以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为例，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材以其穿插现实世界的案例和数据见长，有助于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原理和模型。但是，最常用的大部头教材中，关于中国的数据和案例却少之又少，很多对比图基本上局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以发达市场为基本特点的“富国俱乐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自不必说，意大利、瑞典、希腊或日本、韩国也会经常出现，甚至拉美地区国家也会偶尔出现，但中国、印度等经济体出现的概率极低。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发展经济学也许算是一个例外，中国数十年的快速发展早已无法忽略，但发展经济学更多也是致力于以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其发展的可能原因。

　　这种状况带来的结果便是，西方大多数科班出身的经济分析师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缺乏了解。虽然经济学的发展早已繁花满路，但作为一门以现实世界的互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缺乏对中国的实际感触，造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会影响他们的基本判断。

　　而在早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话语体系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基本上依赖学者、市场分析师以及媒体。而从根本上看，这三个群体都是专业人士，来自于学校的经济学理论是其根基。除非一些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人士，否则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基本情况的了解很容易出现偏差。

　　或许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崩溃论者前赴后继，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持有类似悲观论调的人总是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看衰中国经济，并以看似善辩的言辞在媒体上或其他舆论平台上找到出口并搅起不少波澜。从经济增速、汇率水平、债务水平，环境与资源约束，乃至体制机制的不同等方面加以批判。在舆论界有很大影响力的《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伍尔夫就曾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中，提到一些他认为存在的内在体制矛盾，显示出其对于中国长期发展前景存在的疑惑。还有一些银行，经常在研究报告中放大对一些经济指标的担忧。

　　直到实地探访之后，一些人才逐渐改变对中国的片面认识。

　　短期探访的人往往会惊讶于中国快速增长的收入水平，也会对中国社会的活力和普通人对于未来的预期印象深刻。

　　而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体制机制和经济活力的源泉显然更难。即便是专业人士，在中国长住多年，也并不总能够看到以人民为本的根本制度仍然更加有利于普通人的生活保障；更多腾挪的空间，意味着更有效率，也有更强的试错能力；中国的体制机制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朝着更加规范化和人本化的方向前进，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健；决策者对风险并没有掉以轻心，悲观论调实际上恰可促使我们不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