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主席一发火，后果很严重。随着4月8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对上市公司高送转乱象的“棒喝”，一些高送转题材的个股明显遭到市场的打压。如在4月10日，也即刘士余讲话后的首个交易日，“高送转”股以及“高送转”高发地的次新股出现大面积下挫，其中跌停的股票约50余家， 跌幅超过5%的次新股更是超过200只。

　　不仅如此，面对刘士余主席对高送转乱象的“棒喝”，一些推出“高送转”预案的公司纷纷行动起来，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以此向证监会表达自己的诚意。如4月10日晚，凯龙股份率先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了修改，将原定的“每10股转增30股派5元”的分配方案修改为“每10股转增15股派8元”，降低了送转比例，提高了现金分红。之后，其他部分10送转30股的公司也纷纷行动起来，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还有多家推出10送转20股的公司，也加入到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上市公司行列中来。而截止4月13日，对“高送转”预案修改幅度最大的当属金利科技，由原来的每10股转增30股调整为每10股转增6股。

　　上市公司纷纷修改“高送转”预案，这也证明了刘士余主席“发火”的力量。去年12月3日，刘士余主席在基金业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斥责“野蛮人”，结果保监会赶紧行动起来，加强对险资的监管，前海人寿与恒大人寿因此受到查处。而这一次，刘士余主席在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又“棒喝”上市公司“高送转”乱象，结果不仅“高送转”股票大跌，而且相关上市公司也纷纷修改“高送转”预案。要知道，在此之前，尽管上交所、深交所频频向“高送转”公司发出监管函，上市公司都没有一家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可见，刘士余主席“发火”，也是有重要的监管作用的。

　　不过，面对刘士余主席的“棒喝”，尽管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表现出了“知错即改”的诚意。但从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具体情况来看，修改后的“高送转”预案仍然没有摆脱“乱象”二字。虽然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了修改，但投资者却不知道修改的依据是什么？同样是10送转30股的“高送转”预案，为什么有的公司修改后的方案是10送转20股，有的是10送转15股，还有的却变成了10送转6股。这样修改的合理性在哪里，市场不得而知。

　　而且对于上市公司“高送转”，市场指责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上市公司用“高送转”来为重要股东的减持保驾护航。但在这次修改“高送转”预案的过程中，各家公司的处理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赢时胜，今年1月12日，实际控制人唐球提议高送转时，当时，和利润预案同时披露的还有实控人及高管的减持计划。而这一次对“高送转”预案修改，该公司的高管也叫停了减持计划。但其他公司则没有。如凯龙股份，2月28日公布高送转预案时，也公布了重要股东（第三大股东）深圳市君丰恒通投资合伙企业的清仓式减持计划，但在这次修改“高送转”预案时，该减持计划并没有叫停。因此，虽然在刘士余主席的“棒喝”下，部分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了修改，但这个修改过程与修改后的预案仍然是乱象丛生。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乱象，归根到底在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这种乱象的出现，凸现的股市制度性的缺陷，也就是利润分配制度方面的缺陷。因为从监管的角度，在此之前，监管部门一直认为利润分配是上市公司自主决定的事情，所以对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事情不加干涉，从而导致上市公司“高送转”乱象愈演愈烈。而这一次，刘士余主席一“棒喝”，问题就来了，因为从上市公司来说，在“高送转”问题上并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标本。所以，尽管上市公司希望向监管部门表达诚意，但修改后的“高送转”预案仍然是千奇百怪，充满了乱象。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于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仅仅只有“棒喝”还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有一个规范的指导性意见，来指导上市公司规范地进行“高送转”。比如规定上市公司送转股比例不得超过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比例，规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低于1元的不能高送转，规定在高送转窗口期，上市公司重要股东不得推出或实施股份减持计划。有了这样的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就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管理层的“棒喝”就只能把上市公司“棒喝”得晕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