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粤港澳地区政策不断出台，从2008年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到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首次被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市场发展与政策助力下粤港澳地区实现了长足发展。2017年4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站在对外开放新时点，系列报告(1)主要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世今生及未来可能的投资机会。

　　1、经济新引擎：湾区经济
　　湾区经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地理上看，湾区是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湾区经济是指依托世界级港口(群)，发挥地理和生态环境优势，背靠广阔腹地，沿海湾开放创新、集聚发展，具有世界影响的区域经济。目前，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知名三大湾区，湾区经济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湾区经济四大特征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宜居宜业、区域协同。高度开放。由于依托港口发展，湾区海运发达，港口城市成为交通枢纽与对外开放的门户，便利了国际贸易与外来投资，经济开放性较强。同时湾区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加强了湾区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开发包容的移民文化。如纽约湾区外籍居民来自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纽约总人口的40%。创新引领。由于湾区经济的高度开放，相较于内陆城市更容易汇集人才资源与信息，催生创新成果。同时创新又反作用于湾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推动新的产业衍生与集聚，故而创新是湾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宜居宜业。这是湾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优势。湾区自然环境优美，并且港口城市作为新兴城市设计时注重以人为本，依山临海适宜居住。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加上文化氛围开放，吸引了众多投资和新兴产业发展。区域协同。港口城市与湾区腹地相互依存，港口城市壮大后对周边区域会产生外溢效应，周边区域承接产业转移。此外港口的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广阔的湾区腹地作为支撑。

　　从湾区经济形态演变看规模效应。湾区经济发展形态演变主要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四个阶段。港口经济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港口城市经济活动单一，主要是装卸运输，范围局限于港区内部，对于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推动也不显著。此阶段港口是湾区最重要的形态，港口区位优势起决定作用。工业经济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左右，港口城市以临港工业为主导，经济活动范围向港区外扩展，港口城市成为制造业中心。加上工业文明和海洋运输的优势，推动了临港工业的集聚发展。以东京湾区为例，由横滨港、东京港等6个港口延伸发展，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服务经济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服务业为主导，港口经济活动拓展至周边城市，湾区核心城市成为区域或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例如东京、纽约湾区，此阶段出于劳动力成本及环境保护等原因，临港工业大规模转移，金融、船舶租赁等服务业兴起，城市功能由制造中心向生产服务中心转移，湾区核心城市对周边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创新经济阶段。21世纪以来，湾区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经济活动范围更广阔，形成多极增长的区域发展格局。此阶段的主要代表是旧金山湾区。经过前期几个阶段的发展，旧金山湾区的人才、资本、技术、文化等诸多要素集聚融合，规模效益促进了创新型经济的兴盛，使其成为全球高新技术发祥地。硅谷内现有8000多家高技术公司，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引领全球科技潮流。


　　横向看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级湾区有多远。从人口规模看，2015年粤港澳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6765、4347、2340、715万人。从土地面积看，上述地区各自为5.65、3.67、2.14、1.8万平方公里。从经济总量看，2015年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粤港澳湾区、旧金山湾区GDP总量分别为1.8、1.4、1.24、0.8万亿美元。但从人均GDP看，2015年旧金山湾区人均GDP最高，超过11万美元，粤港澳地区不足2万美元，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从产业结构看，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GDP主要由第三产业构成，比重均在80%以上，第一产业接近于零。其中纽约湾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达89.4%。粤港澳湾区第三产业占比最低，为55.6%。相比较而言旧金山湾区对粤港澳湾区最具借鉴意义，核心城市旧金山和深圳在产业结构、城市定位方面都具备可比性。在产业结构看，深圳与旧金山均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以金融服务业为侧重点，并且多元发展新兴产业。在城市定位上，旧金山发展关键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富于创新精神，同样深圳定位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创新城市，2015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5847.9亿元，占GDP比重达33.4%。



　　2、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世今生
　　2.1粤港澳合作历程与现状
　　一衣带水，粤港澳合作从1.0到3.0.“前店后厂”的粤港合作1.0时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开启了粤港“前店后厂”的工业合作与地域分工模式，由港澳提供技术和平台，利用流入广东的廉价劳动力等自然资源进行产品生产，最终产品借助港澳出口外销，粤港澳三地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可分割的加工贸易链条。服务业为主的粤港合作2.0时代。进入2000年以后粤港澳合作着眼于突破单纯的产业合作局限，向纵深化发展。鉴于粤港澳三方优势产业互补性特征，粤港澳在此阶段的合作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尤其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广东与香港的贸易额从2003年的592.56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5916.6亿美元，增加近10倍。2014年粤港澳地区也率先实现了区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极大地增强了粤港澳三地的发展动力。宏观战略导向的粤港合作3.0时代。2014年广东自贸区成立后，制度创新为粤港澳生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粤港澳在跨境金融、航运物流、服务贸易等领域更深远的合作，粤港澳在对外开放中扮演更为重要的战略角色。


　　举足轻重，粤港澳经济总量大。粤港澳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值为9.35万亿元，占全国12%(包含港澳)，对外贸易总额近12万亿元。其中，大湾区内11城GDP分别为香港(2.09万亿元)、广州(1.96万亿元)、深圳(1.95万亿亿元)、佛山(0.86万亿元)、东莞(0.68万亿元)、惠州(0.34万亿元)、中山(0.32万亿元)、澳门(0.30万亿元)、江门(0.24万亿元)、珠海(0.22万亿元)、肇庆(0.21万亿元)。从人口看，2015年大湾区内11城常住人口分别为香港(647万)、广州(1350万)、深圳(1138万)、佛山(743万)、东莞(825万)、惠州(476万)、中山(320万)、澳门(65万)、江门(452万)、珠海(163万)、肇庆(401万).


　　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科技创新实力突出。得益于优势的地理位置，粤港澳地区拥有世界级的海港群，其中深圳、广州和香港的商业港口规模最大，2016年世界十大港口中珠三角占据了三席地位：深圳港(全球第三，2420万标准箱)、香港(全球第五，1946万标准箱)、广州港(全球第七，1762万标准箱)。截至2016年底，珠三角地区高速通车总里程将达到7673公里，拥有广州、香港、深圳、澳门和珠海共5座干线机场，城际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已经达到350公里。还规划建设15条共计1430公里的成绩轨道交通路线，以期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内“一小时城轨交通圈”，到2020年，区内铁路运营里程将达5500公里，公路总里程达25万公里，此外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将大大提高区内交通的便利程度。另一方面粤港澳科技创新实力突出，2016年广东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19857家，高企规模居全国第一，全省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二，技术自给率达70%，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第一，其中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在国家(含中国)排名中位居全球第六位。粤港澳地区拥有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此外，还拥有30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等高水平科学院，拥有1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粤港澳地区还拥有华为、比亚迪、腾讯等一大批知名创新型企业。

　　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共涉及珠三角9座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区，香港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广州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深圳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东莞打造国际制造名城，惠州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和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佛山力争成为中国制造业一线城市、广东民营经济第一大市，中山与江门都定位于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其中江门致力于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基地。肇庆积极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定位于建设珠三角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珠海作为连通内地与澳门的桥头堡。




　　2.2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展望
　　同为国家战略，使命定位各不同。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继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之后，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成为又一个国家战略。同为国家级区域战略，三地定位各不同，京津冀一体化重“疏通”，政治属性更浓，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京津冀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长江经济带重“保护、转型、城镇化”，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大力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而粤港澳大湾区重“对外开放”，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与京津冀及长江经济带相比，粤港澳市场化程度更高，民营经济更为活跃，环境更为宜居。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对外开放高地。粤港澳大湾区的前身是珠三角，2008年广东省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对珠三角的战略定位是科学发展实验区和改革先行区，重在扩内需和区域一体化。作为省级战略改革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内部，而毗邻港澳的协同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于是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湾区经济”，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接力珠三角发展规划，有望成为未来十年泛珠三角地区的顶层设计。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加入让原本的省内一体化战略升级为国家规划下的三地跨制度合作，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对对外开放的态度由原本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深化为国内外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其中特别提到扩大对香、澳、台湾地区开放合作，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接力珠三角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发挥湾区经济优势，三地协同发展。不同于雄安新区的“新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在历经改革开放30年三地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间经济协同发展，激发经济新动能而设立的，其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三地互利互补。首先香港和澳门可以给珠三角带来高素质的营商环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可向珠三角输送金融服务、国际化人才、国际法律会计准则以及营商环境；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可以与珠三角及内地开展旅游、会展商贸、中医药等产业合作。反过来，珠三角能够给香港和澳门提供什么？一方面利用自贸区放宽准入限制、简化审批环节，推动港澳企业赴内地投资，其次双方可实现人才流动，珠三角给港澳的年轻人，特别是底层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缓解港澳地区部分青年对大陆的偏见和极端情绪。在互利互补基础上，双方有望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如债券通开通后，支持泛珠三角区域内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和香港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强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合作。


　　3、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机会
　　4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今年中央将研究制定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据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可能于下周率团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预计6月底前就大湾区规划发展事宜向发改委提交意见。继2008年广东省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有望成为未来10年东南区域的发展总规划。结合16年3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能有以下投资机会。交通基础设施对接。交通技术设施的完善是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而大湾区交通建设的主方向是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连接港澳与内地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如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莲塘/香园围口岸、深港西部快速通道、粤澳新通道等项目，加强粤港澳轨道交通衔接。港口航运中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航运中心，统筹航路航线，未来内地与港澳通关便利化水平有望继续提高，泛珠三角区域港口间合作将不断加强。片区功能改造与产业集聚。大湾区的发展离不开片区功能改造、产业集聚带来的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此外作为城市群也将向绿色、宜居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产业合作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更多是单体城市成熟发展后的协同发展，内地与港澳企业相互投资共同“走出去”，扩大人民币双向流动渠道和规模，以香港为中心进行科技交流合作、知识产权贸易，同澳门发展会展商贸、中医药等产业将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可能方向。(.荀.玉.根.策.略.研.究)
　　策略与行业合作，精选粤港澳大湾区组合，详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