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时间，而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对抗式政治却依然无所不在。尽管美国与欧盟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两者在应对社会、经济、财政议题上的差异近来却愈加显现。

　　自特朗普总统出人意料地赢得选举后，美国似乎开始了与欧盟的较量，比拼谁的政策更具争议、更加功能失调。于任意一方而言，都有不少潜在参与者能够颠覆政治进程。特朗普在与国会、法院、州政府的对抗中领教到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其国内政治力量往往与宪法法庭、超国家机构发生冲突。欧盟28国(很快，将只剩27个成员国)中的任意一个国家甚至是地区举行选举，欧洲人都惊恐于可能产生的破坏性结果。

　　为了化解困局，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Juncker)近期推出了白皮书，概述了欧盟五大可能的发展路径，从无所作为到进行系统的改革，到一步到位完成欧洲一体化。而美国，同样也遭遇了类似政治分歧的挑战，如果说还不是更为严重的政治分裂。

　　尽管大西洋两岸的多数辩论中，各类错误信息泛滥，但两方的核心问题都不只是假消息或是“另类事实”。相反，政治本身在运行上已经功能失调。当民众与政治家将政治视为零和游戏，采取边缘政策及其他不坦诚的手段时，不安由此而来。

　　欧洲与美国的辩论充斥着故作姿态、意志检验，将政治演变成为了一场“懦夫博弈”(agameofchicken，又称“斗鸡博弈”)。在这个博弈论模型中，两辆赛车向着悬崖(或是对方)奔驰而行，面对迫近的灾难最先转向的一方将成输家；如果双方各不相让，则将两败俱伤。

　　在欧洲，各国以欧元区的崩溃来威胁欧央行或其他欧洲政府，对不可持续的债务进行担保。而欧洲政策制定者则威胁称除非一些国家实施改革，不然将斩断对这些国家的支持。在这场对抗中，各方都认为自己的威胁行为极具破坏性，以至于对方必定会做出让步。

　　与之相似的情况同样见之于特朗普政府未能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并以新方案取而代之的尝试中。政府采取了与欧洲“交战”双方在应对欧债危机时几乎相同的战术，来向国会施压。

　　最初，政府宣称即将出现的冲突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毕竟，不同的观点在所难免；用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的话来说就是，“多样性使我们国家变得强大”。2010年欧元区危机爆发伊始，欧盟同样也曾对多样性以及如何调和南方与北方、中心与周边地区的差异忧心忡忡。

　　然而，随着废除奥巴马医改的工作逐步推进，特朗普却拒绝任何替代方案：这场医疗“辩论”被框定在二元选择中：通过一个易变的、不招任何人待见的法案，或者维持现状。没有“B计划”，特朗普的做法无异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元区危机时采取的方式，走强硬路线，不给其他可能留空间。

　　最后，特朗普显然对于他将获胜、取代奥巴马医改的方案得以颁布信心满满。斯派塞声称“我们将使之成真”，与默克尔捍卫其欢迎难民的政策时所流传的著名口头禅：“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如出一辙。

　　但除了相似的修辞，欧洲的决策方式与特朗普政府的方式截然不同。在欧洲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长期斗争中，除了英国退欧公投外，可以说欧洲避免了任何巨大的崩溃。

　　欧洲的冲突一直以来通过妥协得以解决。即使批评者常常以漫画讽刺欧盟内部谈判进程过于冗长乏味，但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善能源政策协调的改革、帮助创建银行业联盟的改革，已被证明比起最初更有效、更强大。欧洲式的多边主义基于不断调整现有的安排，这与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正相反。

　　宪法政府同样也是建立在不断商议与不断调整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宪法的核心是一个信念，即众人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要比单一个人来得聪明。特朗普迟早会明白构建起共识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而且政治谈判产生的解决办法通常既不清楚也不简单。

　　而欧洲，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发现联合之路上需要靠一系列讨价还价来维护国家决策主权时，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欧洲并没有不具争议的领导来将政治偏好施加到其他人头上。但与特朗普不同，今天的欧洲领导人能够切实发出“我们可以做到”的保证，因为他们明白权衡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

　　2017年，欧洲或许会学到重要的两课：第一，如果成员国的离开消除了紧张局势，并为今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那么成员国退出欧盟就未必是“懦夫博弈”中的破坏性策略。第二，特朗普功能失调的政府班子正是如何不去管理的范本，选民们可以惩罚那些继续效仿的人，例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