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是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但从实践中，“非金融企业及其杠杆率高”是怎样发生的？又如何来理解以及采取对应的措施？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专访了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他曾受官方智囊部门委托，对“去杠杆”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就是要把在低生产率和高风险部门滞存、占用的市场资源、物质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更高、市场需求更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是政府应该主要着力的领域。此外，对“被隐藏”的地方政府债务应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

　　国企去杠杆是关键所在

　　《21世纪》：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你曾在提案中提出过实体经济负债率过高，“实体经济不实”的说法，为什么？

　　刘志彪：我们经常听到企业家说，干一年都为银行打工了，利润都以利息方式交给银行了。为了验证，我就对制造业类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利润率只有2%-3%，这与1年期的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差不多。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因为要支付更多的钱给债权部门，也就是银行。反过来看，这说明企业的负债高、杠杆高，表现为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业盈利低，也就导致研发创新能力差、生存能力差，继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安全，也带来了较高的金融风险。

　　《21世纪》：过高的杠杆率是怎样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

　　刘志彪：中国目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在150%以上，有超过100多万亿的债务，保守估计每年需要支付利息五六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其实就是支付了债务的利息，长期以往，实体经济会空洞化，就没有自我发展的潜能，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21世纪》：这种高杠杆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刘志彪：表面上是企业部门借债多， 背后则是，实体企业增长压力大、投资规模大，在资本金不足和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主要是靠向银行借钱，导致债务过高。

　　在上述100多万亿的债务中，70%以上都集中在国有企业。一方面债务容易通过货币刺激政策送达国企，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因为实体经济负债率高，银行金融部门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意把资金继续投向实体经济部门，而使其不断地涌入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表现为资产价格不断飙升甚至连续翻番，并如此反复循环。

　　与之对应的是另一方面，非国有实体企业无法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只能纷纷主动地退出市场，或被动破产倒闭。

　　但国有企业一般不能破产，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僵尸型国有企业，其实都是由大量的信贷资金堆积起来的，这是导致增长动力衰减和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因此，实体的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成为去杠杆的重点，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

　　地方政府债务“被隐藏”

　　《21世纪》：怎样定义“非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

　　刘志彪：就这个问题，我在研究中也和很多部门、机构有过交流，但官方并没有权威的专门的关于实体经济部门高杠杆率的表达。

　　目前大家用得较多的表述是中国社科院李杨教授研究团队的数据，即中国目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为156%，其中国有企业的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这个和我们之前承担同性质课题的研究结论差不多。

　　显然，这个结论是中国负债率高，主要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杠杆率高。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底中国企业部门债务率170.8%，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而2008年中国企业债务率才90%。

　　《21世纪》：中国个人借贷相比国外来说是不多的，外资负债主要是向国外母公司借款，民企如果撑不下去就会倒闭破产。另一方面看，地方政府负债率好像也不高，那么债务都在哪里？

　　刘志彪：当前统计政府负债率不计算融资平台的话，发现负债率并不高，甚至处于合理区间。原因并不复杂，因为部分地方政府负债被隐蔽。

　　主要在两个渠道： 一个是政府融资平台是用企业形式来负债，算入国有企业的负债；另一个就是通过PPP项目，理论上企业应该以股权形式投入，但操作中“明股实债”情况多见，也就是地方政府给社会合作者提供一个债务和利息的保障偿还水平，所以从统计上看，地方政府债务并不重。

　　从我的了解看，由于隐蔽化问题，中央对地方政府债“两个暗的方面”的处理是高度重视的。

　　解决资源过度配置过剩行业问题

　　《21世纪》：但是，当前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程度也很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奏效慢？

　　刘志彪：现在的投资资源配置，表现为资金被大量地投放到产能严重过剩的一般性制造业。令人担忧的是，在现有的间接融资体制下，信贷资源配给实体经济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这就导致了实体经济企业债台高筑。

　　从银行角度看，是信贷部门的风险管理机制在禁止资源过度地错配给实体经济部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信贷部门惜贷、慎贷的行为，解释了为什么银行总是愿意贷给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可以发现，70%的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所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就是要把在低生产率和高风险部门滞存、占用的市场资源、物质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更高、市场需求更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是政府应该主要着力的领域。

　　《21世纪》：你认为国企去杠杆该如何进行？

　　刘志彪：在现行体制下，要坚决硬化对国有企业的投资预算约束，加强自身债务杠杆的约束和管理。软预算约束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经济负债率不断上升、信用恶化的主因。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恢复必须通过市场来约束企业行为的常识。

　　比如，现在很多国企主导的PPP项目投资周期长、投资总量大，但国企领导任职期较短，投资回报时间长的特点遇上了政府官员任期短的矛盾，会加剧债务风险，出现今年政府报告中讲的“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为此建议，对PPP项目，要构建决策的终身责任约束机制。

　　同时，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往往表现为地方国企的负债，它们具有规模大、隐蔽性强、风险高等特点，是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