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球自由贸易正遭遇严峻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我国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开放转型，既是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大举措，又是推进自身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务实行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相关问题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形成现代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还是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新格局，都需要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迟福林说，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加快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发展的指导意见，但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市场仍面临多方面的体制与政策制约。为此，建议尽快出台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行动方案。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51.6%，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对此，迟福林表示，客观地看，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形成转型增长的新动力。一是可以拓宽社会资本投资空间，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服务型消费的有效供给；二是可以有效对接国际、国内市场，拉动外来投资，做强服务业这个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三是可以促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推动双边、多边投资贸易谈判进程。因此，应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迟福林指出，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消费结构升级，都依赖于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程度。在这个背景下，需要明确到2020年服务业领域基本实现市场化的重要目标。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约80%以上已高度市场化，但服务业约50%左右仍被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因此，迟福林认为应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推进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向社会资本开放。在电力、石油、电信、民航、邮政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实质性打破对社会资本的限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高端服务业领域；对于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专业培训、健康保健、家政服务等非基本公共服务，全面降低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以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市场的主体力量。

　　因此，迟福林建议加快以激活社会资本为重点的政策与体制调整。包括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用地政策平等、实现体制内外人才政策待遇平等、政府采购中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放开服务业市场价格。

　　用地方面，加大现代服务业用地供给，大幅降低服务业用地价格，采取过渡式办法逐步缩小服务业与工业用地价格差距，争取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人才方面，全面放开体制外人才职称评定门槛，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尽快出台实施细则，逐步提升非公有制机构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各类人才的社会保障水平；鼓励中高级人才利用知识产权入股创办企业或到企业兼职，鼓励中高级人才通过提前退休、保留社保待遇等方式“下海”创新创业。

　　政府采购方面，除明令禁止社会资本参与政府采购的项目外，其他领域政府采购项目均向社会资本开放；参与政府采购的项目，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价格体制方面，尽快放开竞争性领域服务价格，对自然垄断环节的服务业，仍实行政府定价；对竞争性环节的服务业，政府全面放开价格控制，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企业自主定价；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仍保留定价权以保障公益性，对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放开价格管制。

　　而对于服务业分类，迟福林认为，应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三类市场双向开放。重点推进教育、文化、医疗、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有序对外开放，有序放开建筑设计、会计审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支持外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能源、水利、环保、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有序扩大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准入；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到境外开展业务。

　　迟福林同时指出，应把服务贸易开放先行先试作为国内自贸区建设的当务之急。建议尽快研究推出相关的行动方案，推进自贸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进程。大幅缩减负面清单。建议参照国际经验逐步减少负面清单，争取到2020年把自贸区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由目前的80余项压缩到40项左右。此外，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推进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职业教育等产业项下以及制造业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自由贸易，为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开积累经验。